小时候学作文好像有个套路，一开头就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有一段时间觉得挺可笑，现在看来却觉得真是如此。1985年我参加高考，算起来离现在已经整整二十三年了，其间经历的很多细节，都已经被流水一样的光阴洗刷得了无痕迹，只有两件事，我想就是再过两个二十三年，我也还会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的高考是在7月的7、8、9三天，可是我在7号早上擦眼镜时，不小心把它从正中间的鼻梁处扭断了。那年头儿配眼镜，不像现在立等可取，从验光到取镜，至少要等上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等新眼镜配来，我的高考早完事了。我提着两块残破的眼镜，站在准备集合去考点的同学当中愁苦不堪，刚好被原来的班主任、后来升了校长的老师看到，他连忙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急急地把事情向他交代了一下，末了绝望地说：“看来，我这次真得‘一分为二地看待’高考了。”

 
老师一面安慰我，一边跟凑上来的几个随队老师商量办法。实验室的电工杨师傅刚好从那里经过，听了之后二话不说，拿着眼镜就往实验室跑。很快地，他拿着一个重又“合二为一”的眼镜出现在我面前，不无遗憾地跟我说，实验室没有找到合用的胶水，他只好在两边的镜框上各打了一个洞，又从导线里剥出一截铜丝来串上拧紧。他一面把眼镜递给我，一面调皮而夸张地笑了一下说：“你别瞧不好看，可保证不耽误你答题！”

 
我看着他那一脑门子大粒大粒的汗珠，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焦虑的心绪却一下子踏实下来，戴着这副绝对是“限量版”的眼镜上路了。

  那年的语文考试，题目出得挺损，不仅冷僻怪诞，题量也大得惊人，就好像把一大堆的陈芝麻烂谷子混在一个大笸箩里，逼着你在短得近乎刻薄的时间里分拣出来，很是讨厌。很多考生因为在挑这些烂谷子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作文都没来得及写完，所以那一年高考，全市的语文及格率据说仅有千分之三。我因为半路扔下它们先去写作文，然后再调头回来接着拣，所以很幸运地考了个很不错的成绩，而更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一个很负责任的阅卷老师。

  那是在我升入大学以后的事了。我刚办完注册手续，就被班主任带着去见系主任，说是他这两天一直在等我，要见见我这个高考作文考了49分的学生。我那时年纪小，又因为作文成绩一向不错，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总多少有一点少年气盛的意味，一面跟着老师往前走，一面在心里暗暗嫌他们多事。可是后来我听他们津津乐道地说起有关我语文试卷时，却被其中的一个细节深深地打动了——原来，我卷子上面的作文成绩最初是48分，后来大概是在复核时有人觉得不够，又提出给加到49分。这一分的背后，显然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因为那分数的上面，光是图章就盖了三个（还是四个？这个我忘了）。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哄”地一热——

  一位阅卷老师需要批阅的考卷，总有成百上千吧？是谁，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考生，在挥汗如雨的酷暑天里一级一级地奔走、报批、审核、盖章，就为了给她那本来已经是优秀的作文成绩再多加一分？一分，这是多么非同寻常的一分啊！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提升了我的总成绩，而是把我的作文从一等品,变成了至少是全市第一的特等品。

  后来，我那篇作文被收录进一本优秀高考作文选，我把它放在书柜里，每次想起那位老师，就过去翻翻它。可惜后来，妈妈把它借给了朋友的儿子，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那本书还在不在。

  年轻时玩过几个算命的游戏，每次都说我的生命中有贵人扶持，这话我信——那位帮我修理眼镜的电工杨师傅，还有那位我至今无缘相识的阅卷老师，不就是我此生没齿难忘的贵人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地学会了感恩。这世上或许有着太多的世态炎凉，但总有一些人，在你人生的重要关头，用他们的善良和热忱，无私地助你一臂之力。他们对自己的善举不希求任何的回报，甚至可能随后就忘记了，但他们的恩惠，却宛如寒夜里的灯笼，静静地、暖暖地照亮我们的生命，一程又一程。

                                              

（文/阿简）

（《青岛晚报》、《城市快报》、《中国社会保障》、扬子晚报、北方新报、江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