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进彪
近日,一则关于以开征三孩社会抚养费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18年7月5日,河南柘城县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动员会议中提出,“社会抚养费由县卫生计生委或县卫生卫生计生委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征收,征收人群主要面向全县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可一次性缴清,若经济能力有限,可分期缴付,但不可超过五年”。8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姓副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上述消息。
二孩政策是国家战略性举措,意在从根本上调节人口结构,使中国将步入的深度老龄化社会备有充足的人力保障资源,从而使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实现持久的动态平衡。近两年来,国家层面虽然一直大力倡导二孩政策,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远未出现原来想象的井喷现象,因而可以说,这项有利于未来中国发展的政策基本上处于空转状态。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夫妻双方长期在外打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即使要了二孩也无法带在身边,退一步讲,即使带在身边,也无法解决小孩入托入学的问题,再退一讲,即使侥幸地解决了入托入学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
因而,就绝大多数夫妻来说,即便选择了要二孩或三孩,那一定也会同时考虑在家乡生养,因为家乡的成本最低,而且还可能会有老人的帮助。然而,从河南柘城县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会议的决定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抚养孩的成本不但不低,而且还出奇的高,因为仅抚养费这一项就要收取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
换言之,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在胎儿还没怀上的上时候,夫妻双方就要提前三年不吃不喝,开始筹备这项费用,如果筹备到了你就生,而如果筹备不到,那对不起,即便怀上了也要被“计划”掉。而在过往的新闻中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村孕妇因未缴相关费用,躲进山中被抓回,并强制结扎。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的农村,想生多生一个孩子,就会面临多道难关。
显然,这些难关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设下的关卡,在他们看来,每一项政策都可以当成摇钱树来使用,不管从哪个旁枝侧叶上,都可以轻松找出收费的借口。而同时,这样的人为关卡,其实也是一些部门将自己幻化成了乡野的山大王。他们心里的念像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未来将要面对的重大问之一,就是社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而对于个的问题,发达国家并没有成功解决。在德国,
新生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即使国家给予以高额补贴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生,因为那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结果,甚至,默克尔曾设想通过接收移民来解决这个问
。
在日本,同样是新生人口逐年下降,而且,日本还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对日本人来说,依然不愿生育孩子,每届政府都做过多种努力,但都未达预期。显然,德国与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是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成为了历届政府的心病,因为现在的人口结构问题,看似仅仅是今天的问题,但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未来景象。
但在同样是必须要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最有可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家庭,由其是广大农村家庭,他们多胎生育的意愿非常强烈,只是受制于经济压力而不能奔放出来。而且,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多子多女就是多福的象征,子孙几代同堂就是老人最大的福,在农村,甚至更是全村的幸事。
因此,对于解决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过于复杂的和过于硬性问题,因为人口生育率的高低,基本上决定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人的生育意愿是否强烈,二是社会文化是否有多子多福的传统幸福观,三是人们的经济能力是否能够完全承担。
显然,从这三方面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前两方面,中国社会都是稳定存在的,也是很难发生变化的,这当然就是一种存在的优势,而与日本和德国相比,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社会优势。但对于中国来说,最弱的就是第三方面,即人们的经济承担能力较低,但相比之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化解的题,因为经济承担能力是可以通过政策选项的搭配获得提升的。
然而,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基层相关部门的不走样执行,而这仅仅是个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从现实来看,在一些地方,就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难以做到。就拿这次的河南柘城县相关部门来说,他们其实非常明白国家政策的导向战略意义,和想要达到的预期,并且,他们更知道国家战略的不可动摇性。但是,这些部门却为了当地的局部利益而有意念歪了经,本应是他们给予鼓力的事,反而成了他们设置关卡收钱的事,这种小利与大义的有意混淆,构成了局部利益对全盘国家战略的掣肘。
因此,对于河南柘城县出现的这起与国家政策价值导向、国家战略宏观方向、以及生育全面放开总趋势背道而驰的事,上级部门应当给予思想观念方面的强力梳理,不能让一地之小念减损了国家之大念,不能让一些部门的一己之私而扭曲了人们对国家宏战略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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