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冤青年申请73万国家赔偿，法治进步必付的成本

本只是一名在广东东莞一家模型厂打工的普通青年，生于1988年的汪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一起从没做过的抢劫案扯上联系，甚至因此入狱5年。汪超的父亲向广州中院提起申诉，2015年6月，申诉被驳回，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汪超的父亲继续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2016年5月，广东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一个月后撤销了该案一审判决、终审裁定，将该案发回增城法院重审。2017年4月，汪超被无罪释放。现在汪超向广州中院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中国青年报8月21日）

汪超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高吗？不高。因为青春本无价，这73万元看起来不少，但对一个人的美好青春来说，只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数码而已。它代表的并不是钱，而是汪超家人一种艰难痛苦的历程，这里面寄托着法律应有的救济与安慰，也有汪超家人对往昔的无奈，当这些合为一体的时候，那只能是一种对汪超青春时光的道歉。

然而任何冤案的昭雪，并不一定就是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冤案产生的惯力，犹如物理世界中的惯性一样，它总会有反作用力的一面。因而，克服这种来自方方面面的反作用力，本身就是一种对强大惯性的挑战，而凡是能称得上挑战的事情，就天然性地存在着不成功的可能，甚至，不成功的可能性会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冤案的昭雪，不仅是个法律的概念，同时，它也是个与时间成本捆绑在一起的痛苦指数，但是，对于这起冤案，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它还是昭雪了，从汪超家人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因此，汪超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这也是一个与时间成本无法割裂的祈祷数码。

然而，在现实中，数字已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正义来临的速度，换言之，正义的到来不应当是在人们的遗忘之后，而当是在社会发出质疑的最短时间内。但是，这起冤案的发酵期实在太长，况且，如果不是惊动了广东高院，还不知要发酵到什么时候，而之所以社会如此关注此案，赔偿额度从来就不是最大关注点，而背后的正义修复机制才是社会关注的核心所在。

从司法角度来说，法治的进步，就是朝着最完善的方向发展，而完善也意味着艰难，但这就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所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指引，法治社会才能不断地突破对法律的现有认知，而这一切，也正是通过一个个案件的修复甚至是对一些冤案的昭雪来实现的。

因此，人们关注汪超提出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本质上还是对社会正义修复机制的探讨与折射，而这73万赔偿就是修复社会正义的必付成本，但它不应当是一个数字式的休止符。在这起冤案之后，还应当产生一个必然的修复契机，那就是对现有的司法环节给予通盘的梳理。主动地防患于未然，在任何时候都比被动地纠正冤案都更加重要，因而，这73万赔偿万赔偿，既是对社会正义修复个案的必付成本，同时，也应当是对完善整体机制必付的成本，冤案之后，还应当有一个机制建设与机制完善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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