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8年的汪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一起从没做过的抢劫案扯上联系，甚至因此入狱5年。汪超的父亲向广州中院提起申诉，2015年6月，申诉被驳回，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汪超的父亲继续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2016年5月，广东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一个月后撤销了该案一审判决、终审裁定，将该案发回增城法院重审。2017年4月，汪超被无罪释放。现在汪超向广州中院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中国青年报8月21日）

汪超提出73万元赔偿金，最后是否能够达成，这对汪超来说很重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个过程更重要。因为司法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伴随着各种阵痛，而汪超提出赔偿金，就是一种司法再次进步之前阵痛的开始。国家赔偿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的过程，其间必会牵涉到在职及不在职的所有办案人员，在这样精细梳理时，73万元赔偿金就会成为一条主线，将所有责任人的责任分量串联起来，并分解于每个责任人的头上。而此时，赔偿金也会成为一根传导阵痛的神经，它会让其中每一办案者都会感到一种阵痛，而在社会关注中，这样的阵痛便会充分加大，由此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射状的社会阵痛。

而另一方面，73万元赔偿金从哪里来？这也是一个痛点，因为它已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系统。那就是如果赔偿金达成了，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出处，但不管这个出处叫什么名称，最终都会是纳税人的钱，这可以理解为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错判成本买单。但是，这会令所有纳税人不满，因为，他们的钱不应当是用来购买错误的。而这样的民意之声音，就会使这个支出系统产生阵痛，而这个阵痛又会反射给司法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之间，这样的阵痛会反复反射，并产生更复杂情形，从而又会使阵痛在民意中再次加大。而此时，司法阵痛的定义，就会是“不会顺利的赔偿”。

但这样的痛却是司法进步的一种催动力，因为在阵痛中就会想到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阵痛，而这就会修复性地作用于司法制度建设，从而在制度上不让每一个赔偿先例成为错判的“先烈”。对于汪超提出的巨额赔偿金，其意义是双重的，其一，对于汪超个人来说这很重要，那是他新生活的起点，其意义不言自明，只要司法漏洞还存在，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汪超”。

其二，对于社会来说，司法必须要进步，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但现实中这必须要让办案的所有人员，及整个司法过程真切感到阵痛的代价，痛定思痛，在汪超案中这就是一种辐射长远的法治催动力。汪超依法提出赔偿金，其实是向司法漏洞提出的赔偿，但这样的赔偿更是对司法人员的一种现实教育，让他们知道，办错了案件就必须以各种形式付出纠错成本。对于汪超提出的赔偿金，不管是否能够达成，都会是一场“不会顺利的赔偿”。但从司法进步角度来讲，汪超提出的巨额赔偿金，无论如何都会为司法昂贵的错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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