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上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将故意杀人犯贾敬龙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贾敬龙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贾敬龙因对自家旧房被拆迁不满，即蓄意报复，购买射钉枪并进行改装，在2015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村团拜会上将被害人何建华用射钉枪杀害。（京华时报11月16日）

贾敬龙被判死刑，符合法律程序，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之所以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是因为案件本身与拆迁有关，而拆迁又是目前一些矛盾的激发点，因为由拆迁引发的案件屡见报端，这似乎让人们感到凡是有拆迁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公平现象，而这本身又是一个具体的热点。因而，贾敬龙被判死刑引发的强烈关注，其实是一种将法律案件置于“拆迁放大镜”之下的社会观察现象。

在法治氛围中，人们评价社会法治程度的高低，并不仅仅是研读法律条文，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感受每一起案件的法律结果，如果诸多案件的法律结果都符合心理预期，人们就会认为法治程度很高，反之，则会认为法治程度很低。然而，在这样评价过程中，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会掺入很多热点看法的主观因素，因而，在评价具体法律案件时，就可能会产生主观意识与法律结果异位的现象。

但是，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法律，它不能涉及到任何法外因素。因为法律是社会预先达成的基本共识，这其中写着所有人的正义诉求，包括你我他，它追求的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保护，并且，还要使这种共识作用于所有的案件。本质上说，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就是因为它有着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复适用性，而不能是“临事制法”，因为任何临事制法都是对已有社会共识的推翻，那将会使法治坐标陷入无限的摇摆之中，而最终就会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正义诉求形成根本威胁。

因而，如果将贾敬龙被判死刑案置于“拆迁放大镜”之下观察，其实是对法治观念的偏离，因为这会使社会误读成“拆迁”就是贾敬龙杀人的理由。但其实不然，因为从法律上讲，任何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都不能成立，社会不会存在这样的理由，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而这种“拆迁放大镜”，实则是一种个人意识的“偏光效应”，它已经脱离了法治层面，当然也是对法治的非理性嫁接，它会误导人们对法治的感受发生偏移。

人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面临的各种利害关系越来越纷繁，并在多种维度上发生着纵横交错的叠加累积，如果不能按照法治思路来调节这些关系，就会使社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混乱，从而人人自危之后，更会是人人必危，但显然，这不是社会成员想要的法治状态。因此，按现行法律程序及正义原则，对贾敬龙处以极刑，是对法治社会的维护，也是从长远意义上对所有社会成员正义诉求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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