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典籍,不应成为探索的止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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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不是危言耸听。我着急的是,再好的大夫,即便是国医大师,你开的方子再好,但抓的药不行,百姓吃了没效果,那就会毁掉中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昆明举行的“全国中药材资源与生态种植研讨会”上还说,现在中药材需求量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野生中药材减少,渐渐变成家种,后果是药材的药效降低。(京华时报7月4日)
凭心而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所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药材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且,这样的问题已存在了很长时间。中医药效的降低,确实给中医发展带来了不少困扰,尤其是在中医还不被一些人和一些国家认可的情况下,药效的降低就会成为一些人和一些国家提出质疑的致命点,这对推广中医,和推动中医走出国门来说,都是一种来自于现实的羁绊。
然而,解决药效降低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回归野生”的思路就能完成的事。因为,药材也是商品,它一旦进入市场其供求关系就会由市场所决定。现在中药材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如实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野生只能是有限的稀缺资源,而人工种植则一定会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方向。这犹如现代种粮食,为了获得最高效益,一定会使用化肥和农药,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转基因种植也可能成为一种提高效益的补充手段。
因此,指望“回归野生”的思路来解决“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个问题,这本身根本行不通。中医的施治思路,来源于人体的整体科学,这种辨证施治与西医局部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医依赖于精准的外科手术和不可替代的局部药物。而中医并不完全依赖于药物,而讲求的是整体的调养与局部的策应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药是必不可少的,但中医的魅力则在于,选药并不完全固定,在诸多的药材中可以有诸多辗转腾挪的空间,而这种灵活的配药方式,则来自于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思想。
人工种植的药材,效能上无法与野生的相比,但这也是对中医提出的现实要求,那就是不能总站在用惯了的古方上怨天尤人,总抱怨药材不是古方上那种野生药材。野生药材只会越来越少,而人工种植的一定会是市场主导,在这种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中医难道真的就被毁在中药上了吗?
其实,这种担心就是杞人忧天,因为中医科学的生命线,从来都不应当与野生药材捆绑在一起,而它的魅力就在于辨证施治的辗转腾挪,即使世界上真的失去了几味药材,中医依然会存在下去。况且,药效降低这个问题,本身完全可以通过用量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再说药效降低只是一个与古方野生药材比较的结果,但在古方中的用量并不是天来之数,而是一种长期实践甚至是以“神农尝百草”的实践方式得来的药效标准。而现在人工种植药材确实药效降低,但在中医实践中,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在承认药效降低的前提下,总结出新的用量标准。
但这样的杞人忧天,却也说明了现在中医普遍存在的施治僵化的问题,那就是唯古是方,从药理到病理的分析上,总是引用典籍上那几句话,似乎只有那几句话才是中医科学的全部内含。但这其实不对,因为,既然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那就应当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而不应当将它僵化为种古来的教条,因为自然在变化,物种也在大自然中发生改变,古方的一切只能成为越来越久远的参考。
中医是一门人类的大科学,总会有发展的空间,它不会局限于一方一药,凡是科学,也总会有与时俱进的空间。而将中医是否被毁,强加于药材人工种植之后的药效降低,这本身暴露出的就是中医普遍存在的施治教条化的问题,和对中医自身的不自信问题。古方及中医典籍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一门科学的最后终结,因此,古方及中医典籍的存在,不应当成为现代中医向前探索的止步牌,现代中医也需要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向完美无限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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