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15日印发该意见，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意见指出，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依法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法院受理案件。意见将于5月1日起施行。
       曾经的“立案难”问题，是国家法治建设中最突出的源头性问题之一。因为立案难，所以很多社会纠纷都无法从法律层面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使一些社会纠纷的当事人心里虽然装着法律，但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立案门槛的存在，法庭却始终装不下他们的切身诉求，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纠纷积压。在这样的立案缺位下，一些本应唯有诉诸法律才能解决的问题，反而成了唯有不诉诸法律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使得一些纠纷的当事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寻求法外的解决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竖起了不予立案的门槛，就等于向社会放纵了一片法外江湖的生态园，而同时，也就等于将获取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权利诉求，设置了不同起点与不同高程的限位。
       在一个快速进步的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互渗透与蓬勃发展，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繁浩纷杂，其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合，只会越来越大，并会越来越趋向于交叉碰撞。而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角度来讲，正是要将这些复杂关系产生的各种纠纷解决于法律之中，用法治的手段协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总体和谐调整。因此，这既是依法治国现实需要的出发点，也是未来全面高度实现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与终极目标诉求所在。
       曾经的“立案难”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遗留问题。因为那时的各种社会关系总量远没有现在这样庞大，而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那时的社会纠纷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而另一方面，那时的司法力量与法治观念也今非昔比，在这些原因的致使下，“立案难”就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产物。但从曾经的“立案难”问题上，还可以看到某种权力的影子和行政独大的问题，这表现在纠纷双方的行为方式上，他们总会寄希望于行政力量的干预，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对行政力量的依赖。而另一方面，一些司法部门也干脆将一些具有一定解决难度的纠纷以“不予立案”的门槛推到了行政力量一边，这又使得“立案难”成为了给行政干预留足了后门的“既定判例”，由此“立案难”也就成了那个时候不是问题的问题，和见怪不怪的怪状。
       然而，这次《意见》提出的“有案必立”，其实也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必然之举。因为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行政权力及行政力量的本身就是法治的制约对象，因此，行政权力与行政力量只会与司法程序越来越远，它不可能再挤进司法过程中指手画脚。然而，这时那些以前已经习惯于有事找权力的寄托者，也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曾经被放纵了的那片“法外江湖生态园”，了将不复存在。
       然而，在一个社会中，只要产生了纠纷就一定要让它有规范的解决之道。对一个社会来说，其法治化程度的高与低，并不在于产生纠纷的多与少，而在于产生了纠纷之后有没有一条规范的解决路径。在现实中对于解决纠纷无论存在多少办法，都应当承认最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办法中，唯有法律最公平公正最恒定恒久，这是任何所谓的解决之道所永远无可比拟的。实现依法治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处都存着与时俱进的及时性要求，而这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意见》中所提的“有案必立”，就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大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