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涉嫌放纵走私一案，庭审披露出令人吃惊的腐败案情：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这种“抱团腐败”模式和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十分类似。如何切断腐败“交叉感染”“代际相传”链条，成为当地海关反腐、防腐路上一大挑战。

“抱团腐败”与近来常提到的“塌方腐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纵横交错的全方位立体腐败。这样的抱团腐败只有既定的传导链条，而没有具体的起点与终点，无论从哪一点切入，都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腐败通路，从而使这一系统构成了更大的腐败循环。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腐败到了这个程度，很难以“个案”及“钻空子”的概念作为解读的起点。

不过万事万物都不会凭空产生，“抱团腐败”也必有其产生的土壤。就一套防腐制度而言，它的作用就在于不让其中每一个体产生腐败机会，其原理就是基于并利用制度构成的相互牵制和区隔阻截的作用，来实现网格状整体制约。在这种制度区隔阻截作用下，即使有个别环节出现了问题，在它上下游的环节也会自动纠正或隔离问题的传导，使腐败不致形成畅通无阻的大循环。但它暗含的前提必须是在大部分人都不去腐败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然而从深圳海关抱团腐败案可以看出，制度上下左右的区隔阻截已经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参与者已经成了大多数，因而防腐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上下游环节应有的自动纠正机能也不可能实现。但这好像让人陷入了一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怪圈：如果说制度是好的，那么就不应该有这么多人变坏；而如果说制度是坏的，那又不完全符合现实，因为这套制度并不是深圳海关的独创，而是全国一样的蓝本，但其它海关并没有这样的连串抱团腐败案，这又是为什么？

然而这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方面，制度可以日臻完善，但从来都不可能存在至臻完善、滴水不漏的制度，这样十全十美的制度将来也很难出现；另一方面，个别人可以钻制度的空子实施腐败，但不可能天然存在着抗拒制度的统一群体。可以说这两方面之间一定存在着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交变的原因，并且这个原因独立地存在于防腐制度之外，那就是某种“腐败文化”的使然。

在这个抱团腐败案中，物流监控六科自2011年10月就已开始收受“好处费”，一直持续到2014年3月案发之时。而为了预防腐败，权力部门普遍实行轮岗制度，但令人震惊的是，在物流监控六科科长、副科长、“联系人”的人事更替过程中，腐败链条却始终未断，而是“代际相传”下来，继任的物流监控六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们把腐败规则也“继承”了下来。这足以说明，这个抱团腐败案并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而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它更是一种已经存在的“腐败文化”的使然。

在这样“腐败文化”的作用之下，任何一个制度中人都可以来上几次“说走就走”的腐败循环穿越。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腐败文化”的作用力已完全覆盖了制度的制约力；制度终究要靠最近的人来执行，但当大部分人都被“腐败文化”俘虏时，制度也会成为“腐败文化”的一种俘虏，从而它只有坚挺的外壳，而无坚不可摧的核心，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还会成为抱团腐败的遮盖物，起到理所当然的堡垒作用。

防腐败要靠制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知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不管以前还是将来，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永远不可能存在至臻完善、滴水不漏的制度。就像在社会治理中，法律是必须的，但它却不能是孤立的唯一的，它还需要文化及道德力量的发挥。而从深圳的“抱团腐败”和山西的“塌方腐败”可以看出，其背后提前发生的就是特定环境中的文化塌方。因此对于防腐败问题，一方面要不断密实制度的笼子，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廉政文化相关方面的建设力度，让廉政文化的土壤覆盖“腐败文化”的土壤。对于治理腐败来说，要依靠制度，但不能止于制度，不能让制度成为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