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领升艺术机构、中国艺术基金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布鲁姆画廊执行主办的 “士”者如斯：何多苓画展于5月8日至18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展览第二站将于9月份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随后将在世界各地的部分重要美术馆巡回展出。

展览除展示艺术家何多苓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名作之外，还将呈现其一批从未见世的新近之作。展览特邀中国美术馆馆长、艺术学者范迪安为学术主持，著名诗人、文化学者欧阳江河为策展人，年轻批评家亚历山大•格林姆博士、杜曦云为执行策展人。

何多苓印象记

何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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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还是艺术青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众多艺术青年的偶像。他们模仿他的穿着，他的发型，他的说话的方式，口头禅，甚至他的很酷的面对镜头时那种犀利而忧郁的眼神。但就是很少有人模仿他的绘画，因为那需要技术，非一时半会能练就的功夫。

现在，他年过半百，依然是艺术青年的偶像。

他早期的画风曾被标注为中国的怀斯，那是因为他也画过怀斯那样的草地，以及草地上的女孩，且笔触就跟怀斯一样细腻，是用狼豪笔“剋”出来的。但他其实跟大家一样，见到的只是印刷品上的怀斯，并没见过原作。但这种见到足以让他兴奋，那不就是四川大凉山上的那种草吗？他有几年就在凉山州的冕宁县当知青，与这种“怀斯式”的草朝夕相处。

当他漂洋过海，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美国，终于见到怀斯的原作时，他失望了，那根本不是他在印刷品上认识的那个怀斯，而自己之前那些细腻的超写实的笔触，不过是对怀斯的一种误读。

美丽的误读。就如同庞德对唐诗的误读成就了“意象派”诗歌一样，对怀斯的误读，也让他在画布上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技法。是的，是技法而不是风格，因为他厌倦风格，风格即固化。他倾心于多变，而他练就的这套技法正好在技术上支持了他的多变。

他百无禁忌，什么都敢画，没有刻意去经营自己的视觉识别符号。但他的那套技法就是他独一无二的能被人一眼识别的符号。如果用诗歌来类比，他无疑是属于“语言派”的，在意语言自身的形式感和表现力，在意怎么画而不是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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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是懂诗的，或者说，他就是隐藏在画家中的一个诗人。看他的画，听得见一种声音。只是不同时期的画，有不一样的声调和音色。有人以“灰调子”来形容他所有的这些声音，这当然也没有错。就像他的眼神，随着时间的流逝，犀利退去，但忧郁的底色依旧。“灰调子”就是他绘画的基调。只是，这不是简单的灰。而是有亮度的能透气的灰。尤其近年来他把画越画越薄，薄到近乎无形，但画面的质感却更结实，更丰富，也更纯粹了。他画的什么越来越不重要，看他如何在一块画布上用那些看似随意和凌乱的笔法成就一片光影和声音，就足够愉悦了。

而这过程中，他自己无疑也是愉悦的。“像一个手艺人那样的愉悦。”他如此说道。

他确实像一个手艺人，以一种罕见的耐心，打磨出自己的一件件作品，其过程是慢的，也是孤寂的。然后，当作品公之于众，他自己却羞于站到聚光灯下。相比于那种需要做出额外表情的庄重场合，他更喜欢手握一瓶“喜力”与朋友坐在酒吧的某个角落。那样更随意，更自在，更接近于他作为一个手艺人的本质状态，可以乱说乱笑，甚至表现出一点恰如其分的低级趣味（他出了名的喜欢说怪话）。是的，随着他的画越来越精湛，他自己却越来越不像一个“艺术家”，而更像一个人，一个平常的人，有趣的人。

“我注定在美国‘混不出来’，说不定还光荣，如果不想‘混’，自然‘混不出来’，咱们都是归国犯。欧洲真比美国有味道。美国太新，各处都差不多，一定要设法到欧洲去一趟，但再好，我也不住，命中注定了，我真是喜欢中国，那个脏，那个破，那种揪心的东西。”

这是1991年他从美国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由此见出他的“随性”（用他家乡成都话说，即“散眼子”）的偏好由来已久，是骨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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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时候，他也暴露出他严肃的一面。“作为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二位，应该劝如沈小彤、郭伟等有望之青年，不要年纪轻轻就想往国外跑，从而葬送自己的艺术生命，还是好好享受几年清茶淡饭，无拘无束，吃吃火锅，缠缠粉子，画出一些无铜臭味的作品留给中国，再出去改行，……”

这也是他在美国写给国内两位朋友的谆谆之言。回国之后，他自己履行了信中所言的责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青年。

与许多“前辈”不同，他没大没小，从没当自己是“前辈”。他可以在酒吧通宵与一帮“小孩”们重复玩一种被多数“前辈”认为很“白痴”的游戏，乐此不疲。但如果有人问到画画的事情，他同样毫不矜持和保留，用的什么颜料，用到什么地方，是如何做出这种肌理和效果的？全都说出来。作为一个“手艺人”，他恰恰没有对手艺（秘技）的那种独占和遮掩，巴不得自己的这些尝试能够与人分享。

但他有时也会有一些犹豫，考虑到年轻人的前程，他会劝他们不要学自己，做这样又笨又慢的“手艺人”，而应该走一些“捷径”。但他身边的年轻人对所谓的“前程”有着与他一样的态度，宁愿像他一样的“笨”和“慢”，而不去走什么“捷径”。他们亲热而调皮地喊他“何叔叔”，像曾经的艺术青年那样，他们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像何叔叔那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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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在成都东郊的一个荷塘边拥有一个超大空间的工作室，大到他自己都觉得太大，太空了。所以，他才在这样的空间里为自己辟出了一间窄小的卧室，可供自己躺着看书。

除了阅读，音乐，足球，他好像没有太多的嗜好。尤其在吃上，无论吃什么，在什么地方吃，他都表现出让人讶异的淡然和随意。

“我完全产生不了那种对‘美食’的冲动。”他这样说。

只有当吃火锅的时候，他会显出一些额外的兴奋。

“再来一盘黄喉。”这是他的偏好，好像吃火锅就是吃黄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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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学过画，最早的理想是当画家，何多苓便是我的偶像。

但很长时间，我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去想象他这个人的。在我的想象中，这应该是一个骄傲的不好接近的人。因为当时他画出的那些画不仅之于我的理解力是遥远的，之于那个时代也是前卫的，格格不入的。后来我看见他的照片，瘦削高挑的身材，长而卷曲的头发，高挺的鼻梁，犀利又忧郁的眼神，更印证了我的这个想象。我唯一不敢想象的是，有一天我居然会见到他，并与他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那是1988年，诗人胡冬带着我去省社科院的一栋宿舍楼拜访翟永明，同行的还有诗人蓝马和刘涛。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十分紧张。因为我一下子要见到两位仰慕已久的人，女诗人翟永明，以及她的丈夫，我的偶像何多苓。进了房间，翟永明把我们安顿在客厅，泡上茶，寒暄之中，何多苓便从另一个房间走了出来，客气地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就退回自己的房间，把空间留给了诗人们，直到告别时，才重新出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何多苓。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衣着随意，友善的神情中带着几分腼腆，一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傲慢，更没有传说中艺术家的怪异举止。

1992年，我定居成都。由于小翟（翟永明）的关系，与何多苓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尤其白夜酒吧开张之后，我们都是那里的常客，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于是，我开始像他的那些老朋友一样，叫他何多。

可以这样说，这十多年与何多的交往，让我学到很多。在做人上，他十分本色，一点不做作。既不故作高深，也不故作平凡。热情与周到之间，透出朴素与真诚。在谈到艺术与文学的时候，往往话语通俗，无需借助晦涩的术语，直达本质，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启发。不是每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都能达到如此境界。我觉得，这既是他的修为，也是本性使然。我曾对小翟说，何多是我见过的少有的不把自己当大师的大师，是活通了的人。

    像他的学生一样，我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的酷。

（原载上海《文汇报》201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