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的无能还是爱的恐惧

——读王小菊的长篇小说《我和王小菊》

何小竹

王小菊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和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人。所以，当得知她即将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我与许多朋友一样，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现在，这部名为《我和王小菊》的长篇就摆放在案头。从这书名看去，就很“王小菊”。她让读者在阅读中时时提醒自己，小说中的“我”并不是作者本人。但同样，小说中的“王小菊”也不是作者本人。这种布莱希特似的“间离效果”，永远不让读者掉进去，而是始终以审视的态度，观察着小说中人物的表现及其命运。

所以说，王小菊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她要写的这个故事，用通常的叙述手段很难出新意。于是，她反其道而行之，颠覆了“甲爱乙，但乙不爱甲而爱丙，丙又爱甲不爱乙，甲则爱乙不爱丙”这样的套路。小说中的两男两女（最后出现的一男是前面两男的合体，可不单算）的四人关系，构成了一个“甲爱乙，乙也爱甲；丙爱丁，丁也爱丙；同时，甲又与丁互爱，乙又与丙互爱；最后，实现了乙与丁的互爱”的新的结构关系。即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均没有“得不到”的那种煎熬。小说在开始不久，就让“我和王小菊”两个女人不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男人，还超额完成任务，得到了对方想要的男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危险的写法。它破坏了读者对一个爱情故事的既有经验和想象，而陷入一种思考的迷茫，这算什么呢？有这样乱，可以这样乱吗？而这恰恰就是作者王小菊想要的间离效果，让读者思考而不是沉溺其中。

这貌似一本“女权主义”的“反传统”小说。即女人反客为主，对待男人像过去许多男作家笔下的男人对待女人一样，“我和王小菊”在“消费”了胡志军和阿里之后，兴高采烈的聚在一起向对方通报着这两个男青年的身体及其表现，尽管“我”想得到的是被王小菊“消费”了的阿里，王小菊想得到的则是被“我”消费了的胡志军。两个女人通过对方的实践，了解了自己所爱的男人的身体及其表现后，相互“灵犀一点通”地决定，换过来再搞一搞，即实现“我”得到阿里，王小菊得到胡志军的最初梦想。果然，她们换了，得到了。而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失去。两个男青年知道真相后，生气了。这种以前在男作家笔下女人才会有的反应，现在喜剧般的落在了男人的身上。而故事的深刻性也从这里开始，即男人的喜剧，到了女人这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作者王小菊引导读者反思，爱是什么？爱情又是什么？为什么当渴望的爱情真正到来的时候（不管这“到来”是客体的真实还是主观的真实），又心生恐惧？所以，这又是一部反（反思）“女权主义”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女上位”的外在层面，而是深入女性的内心，追问爱与爱情的本质问题。

小说的叙述语言轻盈而流畅，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看似随意地随叙述的展开而展开，转换而转换，实则是作者的精心构置和安排，如此才有了小说的节奏与结构，以及叙述与描写，议论与对话的均衡。

一口气读完小说，唯一让我心堵的是，小说中的“王小菊”在那个秘密的色情酒吧当高级妓女的故事和情节（细节）。这个极其“西化”和“虚假”的部分，不仅没起到补充和深化小说主题的作用，反而是有损小说品质的败笔，应该拿掉。

何三坡

《我和王小菊》：罕见的奇迹

古灵精怪的王小菊写了一部《我和王小菊》的小说，你刚听完书名，可能会自作聪明地想起《被分成两瓣的子爵》，以为在向同样古灵精怪的卡尔维诺脱帽致意。但当你接过帽子，很快发现，王小菊是在向她自己身体的快乐致意。

接下来，你还会发现，两个年轻的女人在愉快地交换了自己的性伙伴。这样的情景当然非比寻常，而且让人惊喜。但这不是作家王小菊需要的，她需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两个年轻女人相濡以沫的爱情。

叙述始终是畅快的，但最激动人心的叙述出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主人公准备将睡在身旁的王小菊掐死后，手脚麻利地将她的内脏在卫生间里剁碎，装在一个沙锅里，打开煤气灶，在锅里放了点水，把她的内脏炖了起来，并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吸烟时，我感到了作家王小菊寒气逼人的从容，她正朝着伟大的马尔克斯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所表现的坚忍不拔步步挺进。

果然，更加牛逼的叙述出现了：然后，她将切成五份后的被煮熟的王小菊的尸体装在底下带四个轱辘的旅行箱中，她在身上撒上香水，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带着被切碎的王小菊去各个城市旅行。这时，你会发现“我和王小菊”的爱情野火在作家王小菊的笔底熊熊燃烧。比金基德的电影还要酷烈。

但是，接下来的几分钟后，小说急转直下，叙述进入了我们熟悉的轨道，作家王小菊的温情拯救了小说中的王小菊，从而也破坏了小说刀锋一般的气质。她似乎只满足于自己的一段幻想。却没有胆量去实现它。小说最终将我们的阅读从接近诗意的疯狂中拖进了开着空调的医院里，让两个女人在做完人流以后分道扬镳。我不能不说，叙述在这里带给我的巨大的遗憾几乎覆盖了我一路的惊喜。

但避开叙述的从容与遗憾之后，小说对身体的欢乐的描写仍然恣肆而自由。她理所当然地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作家对待身体的可悲态度。

2400年前，伟大的享乐主义大师亚里斯提卜就提醒过世人，道德必须服从于快乐的原则，而肉体是享乐的唯一工具。但纵观人类文学史，你会荒凉地发现，讴歌快乐的作品屈指可数。因而，我要说，在伟大的迷人性爱被诋毁和鄙视的世界里，《我和王小菊》是罕见的奇迹。

2011年1月.8日北京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