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雾霾天气自春节前开始，大年初一之后愈演愈烈，天天一二百的PM2.5指数，环境局监测部门连续发布空气重度污染消息，如屋漏恰逢连阴雨。从家中窗口望出去，天地之间一副迷蒙混沌，自带雾化滤镜。

装修时，为应付经常出现的污染天气，特意装了新风系统，过滤被污染的空气，主要针对PM2.5，能保证屋内的空气和屋外的，截然如两个世界。但开新风系统，窗户就不能开，再强大的过滤器，开着窗子也无能为力。没事又不能出门，一家四口憋在屋里，又要一日做三顿饭，连着六七天不能开窗户，再怎么过滤，空气也让人压抑。对我这种上呼吸道本就脆弱的人，更加敏感。

我有长期严重的鼻炎，冬天还容易感冒，天冷时，打喷嚏是常事。初三晚上忽然有点感冒症状，连续打了几个喷嚏，我太太马上如临大敌。盯着我，一脸厌恶：“你打喷嚏捂着点！一家人，还有孩子呢，飞沫传播，知不知道？！”

随后，只要听到我打一次喷嚏，她就说我一次，一晚上说个不停，终于惹火了我，我说：“你怎么就那么讨厌我呢。”为了报复，我决定施行“自我隔离”。

初三晚上，我把油烟机里外的油网都拆下来，用五洁粉和洗涤灵擦了一遍，然后放在一边晾干，本准备初四早上重新装上。因为和太太斗气，我宣传为了家庭安全，减少感染，我要自我隔离，从初四开始，什么事都不能干，免得传染他们，惹他们讨厌。拆开的油烟机部件就扔到一边，我不管了，看她怎么做饭。

结果，我太太有办法，让我儿子给装上了。

我继续自我隔离。吃了饭就躺着，看书，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写东西。躺累了就戴着口罩出来，对他们说，离我远点啊，三米以外，我隔离呢，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女儿还往我身边凑，我说，离远点，隔离呢，传染你。我太太说，离你爸远点，咱坐这边来，别理他。两个人坐到餐桌旁，离我远远的。

初四、初五就这么隔离了两天，开始理解隔离之苦了。虽然有网络、有书、有电视，饭来张口，可人要是不活动活动，除了脑力劳动，不做点体力劳动，也挺压抑的。

开始我太太和孩子们说，让你爸好好歇着，隔离着。到了初五，打喷嚏的症状已减轻，但我继续借题发挥，就是不干活，我太太的口风开始变了。到了初五晚上，她开始数落我儿子，嫌他太懒，天天在打游戏，锅也不帮忙刷，家也不收拾：“什么都等着我一个人干，我也不干了，明天我什么都不管了！光累我一人。”

话说到这份，我知道差不多了，指望我太太和我说软话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指望我认错，也不太可能。我们两人就这个性格，能在一起过这么多年也真是奇迹。我站起身去刷锅，收拾厨房，一边嘴上不能放松，对我太太说，还嫌弃我不。我太太不说话，“自我隔离”事件就算圆满解决了。初六开始，我继续做饭、刷锅，开始洗这几积攒的脏衣服。我太太说：“看看，你爸爸歇了两天，干活效率高多了。”我也不搭理她。

到了初六，雾霾指数才算降低，空气转好，终于敢打开窗户，感觉压抑的气氛也似乎随之减轻了。谁知刚过几天，就闹这么一出又头疼又吐的大戏。

深夜抱着马桶吐了很久，重新躺回床上，关紧房门，放电影一样想了想这些天可能被感染的途径，茫然没有头绪。吐了之后倒是舒服了很多，汗也在消退，看样子就是着凉造成的，未必是肺炎。精神一放松，睡意就笼上来了，慢慢沉入梦乡。

再睁眼，也不知几点了。第一感觉是头不疼了，汗消了，恶心症状完全消失，一身轻松。病后的人，往往感觉比平日更加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保险起见，我没起床，先试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三，要多正常有多正常，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场自我恐吓。

看看表，已经上午八点多，起了床，打开卧室门，儿子躺在客厅沙发上，听到我出门，扭过头，眼睛半开半闭地看了一下，什么话都没说，继续闭眼睡。我上完卫生间，又回到卧室，拉开窗帘，让清晨的天光照进来。

往日上班，风霜雨雪，也没这么脆弱，待在家里，反倒成了多愁多病的身，可见人还是得劳动，不能懒惰，不能整日吸收负面情绪。

空气中的雾霾减弱了，人间的雾霾却在积聚，越来越浓。对瘟疫的恐惧也许丧失了最初的冲击力，却像黄昏的黑暗，潜滋暗长，吞没了一切。每天增加的感染人群，死亡的数字一个个叠加，疑似病例数字飞速膨胀。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永远离开的灵魂，一个个无助等待命运裁判的人。网上在传北野武在日本2011年大地震后说的一句话：“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一座座被封闭的城市，一条条被截断的道路。在国内是“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口号填满网络，与在现实中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和排斥共行不悖。除了疑惑、焦虑、恐惧，还有愤怒，看着某些部门、某些人的嘴脸，一腔怒火郁积，又无处发泄。负面消息大概也是致病因素吧，它们和病菌一样传播、感染，让更多人染病。

人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些笼压在头顶的乌云。

儿子还在客厅里睡觉，我也不想吃什么东西，躺回床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写下这篇文章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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