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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真是热闹,西门大官人家来来去去都是客,流水的席面,云散云聚。达官显宦、帮闲清客、市井混混,加上六个妻妾,一群下人兼情人的女子,一帮小厮,戏子与妓女,日日月月热闹着,一齣接着一齣,好像繁华永无尽头。争奈大官人纵欲过度,早早撒手,门庭瞬间冷落,车马无踪。妻妾走的走,散的散,家中小厮们都连偷带拐,捎带着家中的物和人,各奔东西。留下寡妇领着稚子,为避是非,闭门却客,于是萧落的家中再难见宾朋盈户,觥筹交错的景象。


《金瓶梅》后二十回内,难得一次写到吴月娘在家中大张旗鼓宴客,请的是被吴月娘逐出家门的春梅。春梅离开西门庆家后不久,时来运转,做了周守备的夫人,不念旧恶,反帮吴月娘赢了官司,整治了悖义的吴典恩,月娘为表感激,邀春梅来家中饮宴。宴罢,春梅提出要去当年和潘金莲同住的后花园看看,月娘说西门庆死后,花园无人看护,久已荒废,春梅却执意要走走,月娘只得开了园门,陪春梅去温她的旧梦。


进入园中,触目所及,曾经的花团锦簇只剩下垣墙欹损,台榭歪斜,画壁蔓青笞,花砖生碧草,蛛网盘结,狐鼠往来,春梅不由得心下惨切。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未必是菜肴不及当日丰美,歌吹没有往昔悦耳,只是风景迥异,让人没了曾经的心情。池榭荒芜,惟有旧日燕子,人面染霜,当年座客半数已音讯杳然,纵然仍是羊羔美酒,烹炮水陆,底子里也掩不住一声叹息。苏东坡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花开易谢,一点点看着,惟恐倏忽之间,水流花落,聚散两不知,一场盛宴,到底曲终客散,剩下杯盘狼藉。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里省亲的排场震动四方,大观园里的一群女子吟诗作赋,大雪后在藕香榭内吃鹿肉联句,金秋之际又是食螃蟹又是咏菊花,端的风雅,一派天然趣味,可惜终了还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春梅看西门庆家的后园,想起自己当年的时光。她却忘了,那后园当年是花子虚的宅邸,后来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加上花子虚家的宅邸、财产一并让西门庆兜走,花家的豪宅才改成了西门家的后花园。西门大官人那时真是得意,日日的盛宴,朝朝的笙歌,可李瓶儿倒比西门庆走的早,西门庆怎么钟情这个女子,也留不住她的芳华。没挨过几年,西门庆自己也走了,好像刹那间,后园的主人早换了几茬。


若想到这一层,庞春梅原本不必伤心,聚聚散散的宴席,自古如此。只是人到底是人,看不穿,抛不掉,还是“痴“。所以春梅还要伤心,林黛玉也永远尝不清自己的泪债,卑下与高雅之人,在此际,此心并无多少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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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柏林人》;詹姆斯·乔伊斯著;孙梁、宗博、智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历经十年才出版,出版半年只卖了六本,出版社的编辑大概赔哭了。放到今天来看,假如不顶着名著的头衔,《都柏林人》的销售恐怕连六本也到不了,编辑没准早下岗了。


这部乔伊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内的十五篇小说,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估计能看完的读者很多都一头雾水。乔伊斯写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都柏林人》完全没有曲折多变的故事,截取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片刻,又往往是一些边缘和底层的人物,缺乏华丽的场景烘云托月。要故事没故事,要场景没场景,完全满足不了读者的好奇心。《姐妹们》是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一个死去的牧师;《偶遇》是两个熊孩子相约逃学,碰见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怪老头;《阿拉比》是一个单恋邻居女孩的小孩,赶着去一个集市买东西,然后呢?然后集市快关门了,什么都没买到!《车赛以后》好像终于涉及点高富帅的上等生活了,几个纨绔子弟,汽车赛之后去聚会,可是故事里连性都没有,还能算“富二代”的故事吗?《伊芙琳》是一个想和人私奔的女子,也没什么香艳的描写,不过是这个女子在私奔前思前想后,最后时刻却放弃了;《无独有偶》是一个好喝酒的人,在公司工作想着法偷着去喝两杯,让上司一通臭骂,也改不了自己的恶习,晚上继续喝,顺便吹吹牛,回家打打孩子解闷,这类人看上去在东西方,乃至古往今来,都没有太大区别;最长的一部《死者》,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一次圣诞聚会,一群乏味的人在一块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最后主人公和妻子到旅馆睡觉,妻子想起了死去的前男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都柏林人》中哪有什么故事,简直就是流水账。上学时作文要是这么写,老师能不能给及格都是问题。


如果用意识流的框子去圈定乔伊斯,《都柏林人》的手法未免有点不那么意识流。尽管其中仍然有不少心理描述的段落,但大多数故事采用的仍是传统叙述方式,传统的甚至有点保守了,看不到什么炫奇的技法。但依靠如此平淡无奇的故事,和并不新潮的手法,《都柏林人》却成了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这不是很奇怪吗?


《都柏林人》是一部需要你细细品读的作品,正如对生活最深刻的感悟,往往并不来自于辉煌壮阔的历史事件,却源于茶饭眠起之间。乔伊斯对上个世纪初都柏林的描述,并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剪辑,在百年之后的我们读来,故事中人性的困境、人类的焦灼、人心的迷惘,仍能令今人感同身受。


《圣恩》中对宗教的思索,既有虔诚,也有嘲讽,充满了矛盾而复杂的感情;《母亲》中卡尼太太貌似高雅脱俗,却为了锱铢之利缠斗不休;,《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一番絮叨,暗中对政客的讽刺,对政治本质的揭露辛辣无情。乔伊斯不会为了艺术而艺术,他关注着人生和社会。


但乔伊斯并不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不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柏林人》并没有着眼于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看似随意的笔触,乔伊斯捕捉着人物内心的微妙颤动,通过极具象征意味的环境、场景,乔伊斯传递着丝丝入扣的情绪与意态。


《都柏林人》中的故事并非没有起伏,只是乔伊斯安排的颇为隐秘,如草蛇灰线,读者需要耐心地品味。在《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看见妻子在楼梯拐弯处,倾听别人唱歌的声音,优雅和神秘的姿态掀起加布里埃尔内心的情欲。故事临近结尾,妻子在旅馆中袒露,她沉浸到歌声中难以自拔,是因为想到了当年的男友,尽管是平淡的描述,但因为之前的烘托,呈现出了鲜明的反转。但如果你被之前对聚会描述的琐碎所烦恼,可能就完全忽略了这个转折。相对情节的起伏,乔伊斯更关注的是心灵的转折。


《都柏林人》中的人物既平凡,又有很多人带着悲剧色彩。《无独有偶》中的傅林敦,沉溺于酒精的麻醉,忍受旁人的冷语,又在和酒友的纵情中夸耀自己的行为,追求精神胜利,回到家中把自己遭遇的挫折迁怒给孩子,是一个典型失败者的形象;《一朵浮云》中的耽于幻想,又贪慕虚荣的小钱德勒,夸夸其谈的加拉赫,乔伊斯擅长把握细微的感受,用外在表象透露心理特征,用心理活动勾勒人物外在形象,内外之间,角度转换,精妙而浑然。


这样看来,《都柏林人》一书长期滞销是必然的。毕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是曲折的情节和强烈的情绪,那些幽曲的韵味,潜绕的心思,不但要佐以相应的阅历、背景来感知,还要有以宁静细腻的思索来参悟,这样的读者终究是少数,而能够遇到又要依靠多大的缘分。幸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为他赢得了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否则这部短篇小说集也许会从此湮没,再也无人知晓。


《都柏林人》尽管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却已展现出极高的文字功力。精准的描述,丰富多变的字句,哪怕通过翻译失掉了很多英文原有的华彩,也仍能感受出起乔伊斯的高超技艺。


《尤利西斯》并不是一部可以仿效的作品。乔伊斯展现的多种技巧和独特的心理分析实在难以模范,而看似平实的《都柏林人》同样难以超越,那种深刻地观察与体悟,和看似无心却缜密的技巧,都令人佩服。每个作者可以借鉴乔伊斯的风格,但千万不能跳入模仿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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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尔德喜剧》;奥斯卡·王尔德著;余光中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古往今来的段子手中,王尔德是其间翘楚。王尔德一生创作了四部喜剧:《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重要的女人》《不可儿戏》,都收录在这部《王尔德喜剧》中。


环视中国作家,在讽刺的犀利,幽默的老道上能和奥斯卡·王尔德比肩的,以我的阅读经验,大概只有钱锺书了。但王尔德的贵族气质,和钱先生知识分子的风度又有所不同。钱先生是有了知识的霸道,王尔德是有了地位的高傲。


地位并不足以傲人,因其不过是虚名。但阶级的差异,出身的不同,经历的悬殊,如果转化为文化思想上的格调高下,就有点傲人的资本了。王尔德的傲有一部分是家境地位养成的,但文化上的特立独行、聪慧博洽也给了他睥睨群侪的资本。所以王尔德戏剧里的典型人物各个都像王尔德本人,谈锋锐利,清高自傲。王尔德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剧中人物一个个连珠妙语,背后都能看到王尔德那张肆无忌惮的笑脸。


王尔德的戏剧一路读下来,隽语联翩,辞锋言锐,在滔滔四溢的对白下,一定把很多观众和读者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只剩下惊叹折服。相形之下,再读王朔小说,人物的神侃显得太浅俗,全没有王尔德笔下的风流。虽然王尔德故事中的上流社会份子,优雅的外表遮不住内心的鄙陋,高尚的谈吐下透出庸俗的心灵,但姿态和腔调是一定不落俗流的。


王尔德的人物如果可爱,大概是可爱在其荒谬。王尔德戏剧中并没有多么正能量的主角,男女都带着点荒谬色彩。《温夫人的扇子》里走在出轨边缘的温夫人,和要挟女婿,想重回上流社会的欧琳太太,品德都有瑕疵,但却不让人讨厌。《不可儿戏》里面满满的巧合,两位男主角杰克和亚吉能都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个伪造了不存在的弟弟,一个杜撰出莫须有的朋友,就为了遮人耳目,好让自己恣意而为,为了追求心爱的女人,一个随便篡改自己的名字,一个冒用他人的身份,两位虽然生在上流社会,所作所为实在没什么绅士风貌。然而,读者并不觉得这二人无耻卑劣,反而兴高采烈看着两人如何化解兜头的危机,开心中尚有一丝怜悯,希望二人能遂其心愿,成其好事。《理想丈夫》更不理想,丈夫当年出卖机密,获取了财富,后来被别人以此事为要挟,几乎就烦,且不说法律上如何,在道德上至少是巨大的瑕疵。《不要紧的女人》,也真是不要紧,对于一个抛弃了情人的男人而言,过去的情人尤其无关紧要,除非意外发现这个女人竟然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竟然去骚扰儿子的女友。这显然也不是一个三观正确的戏剧,即便到了现在,在某些国家也会遭到封杀。然而,王尔德就是有能力把这些不正确的人物写得引人入胜,让读者去担心他们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妙语,这就是本事。


但王尔德毕竟算不得一流的戏剧家,仅仅靠文采、聪明和巧妙的构思并不能撑起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可儿戏》是妙语连珠的神品,核心故事却简单肤浅,用一连串的巧合,构建一齣轻松浪漫的喜剧。剧中人物除了语言高妙,行为只能说是滑稽可笑,戏剧冲突的逻辑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戏剧并不一定要靠思想,更不能成为某种思想的宣教,但戏剧在冲突发展之余,最好有一些更深刻点的人情勾勒,有一点可以回味与反复品咂的味道。王尔德喜剧的情节如果稍微分析,几乎都是一些上流社会的无聊游戏,人物虽然各具特色,但也不过止于上流社会的瓶底风波。就像微博上浩浩漫漫的语录,并不能构建起一部伟大的著作,王尔德的妙手妙语,无法使其成为伟大的戏剧家。所以《王尔德喜剧》自可供你开心一笑,惊叹折服于局中人的词锋,但终究少了经典该有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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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热卖的蒙蒂菲奥里所著《耶路撒冷三千年》像一部耶路撒冷的编年史,以时间为线,事件做纬,脉络极为庞大,视角雄宏,但困于篇幅,难免细节简略,详略失调。很多对世界史、中东史所知甚少,尤其对与《圣经》相关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源流一头雾水的读者,《耶路撒冷三千年》跳跃过快,牵扯繁多,背景复杂,殊难消化。


       历史如果放到一个宏大的角度上来观看,实在太像一场梦幻,一切的盛衰都像是一场玩笑。这样的历史读起来,难免让人无法入戏。对普通读者而言,另外一本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为你,耶路撒冷》可能更加易读一点。曾在其他文章里谈过这本书,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主要阅读障碍大概来自纷繁难记的人名,但如果抛开这层不论,这是一本很容易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书,因为它充满了生动的细节。


《为你,耶路撒冷》的故事集中发生在不过一年的时间跨度内,历史背景较为清晰明了,两位作者并不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层面讲述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或高屋建瓴地支出历史的规律,他们把大量笔墨用在事件的细节,着墨于一个个人物与历史产生的交集。他们中有一些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开创者赫尔岑、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犹太传奇女性梅厄夫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保卫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沙提尔,这些人的权衡在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人在为这段历史付出代价,做出自己主动或无奈的选择。他们是医生、农民、公务员,耶路撒冷最普通的人,却不得不被裹挟入历史,有的人在恐怖袭击中死去了至亲至爱之人,有的在对方的大屠杀中幸存,有的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生,举起武器,加入战斗,倒在枪口之下,有的侥幸在纳粹屠杀中生还,却在应许之地死于阿拉伯人的枪口之下。在《为你,耶路撒冷》中,并非只有恢弘的大场景,个体成了俯拍镜头下微不足道的小点,在这本书中,每一个故事都由人串联起来的,从每个人的命运入手,展现激荡历史的大场景。


要理解历史,必须要理解人,关注历史中人的处境、想法和行为。如果只如化学分析般,去分析中间的连接与反应,去寻找科学规律,历史就失去了温度,没有人存在的历史分析,得出的注定只能是片面的结论。不能离开人谈历史,就像不能用现在的技术水平、经济水平来权衡当年的作为。


耶路撒冷的未来取决于一对仇雠——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个虚幻的群体,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那些普通人,看似无奈地被卷入历史的漩涡,但他们同样在影响着未来历史的走向。而那些一言九鼎的大人物,那些试图操纵历史的人,实际也被历史操纵着。历史没有配角,也没有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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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1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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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阅读

读书

历史

文史

分类: 枕边书

 


本来准备今年少看点书,因为年初新家终于交房了,要来回来去跑装修的事,妻子的病又没有痊愈,家务事躲不开。年中还给自己定了个限制性目标:今年买纸质书不能超过三十本。可惜到了年底,买纸质书的目标不仅超了,kindle上还买了几本电子书。


人算不如天算,夏天刚弄完装修,就在搬家的同一天,母亲忽然脑卒中发作,住院了十天,刚转院,又再次发作,险些不治。好歹手术及时,抢救回来,但半身动弹不得,在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至今还看不到出院的希望。按说我事情也算不少,可年底算下来,书似乎也没少看多少。


不是故意在此炫耀自己有多好学,力图把自己包装成勤奋学习的榜样,其实读的大部分都是杂书,没多少经世致用的功效,读书过程并没有勤苦在其中。想想,可能事多了,压力大了,要抽点时间卸载点压力,书,反倒成了暂时的避风港。


今天读的书有浓浓的怀旧风,因为不少是重读的。比如很多人深恶痛绝之的鲁迅作品。今年把周大先生的三本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两本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还有两本杂文集《热风》《三闲集》都读了一遍,其中不少内容都属重读。还读了周二先生的《雨天的书》《永日集》《泽泻集·自己的园地》,其中也有不少曾读过的文章。读的《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两本书,收录了张爱玲三十四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中间一半以上也是读过的。沈从文的《八骏图》,《汪曾祺全集·第五卷散文卷》里也有不少旧相识。剩下的还有一些,就不拉流水账了。


读旧书,好像沉湎于往事。是否也是一种暮气沉沉的表现?曾无事,在优酷上翻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张纪中版的《水浒传》电视剧,看了两眼,被老婆发现,说:“你从哪儿找出这个来的,你现在真是老了……”我无言以对,默默换了节目。


即便不是重读,我读的很多书也都是古董级别。比如今年读的几本川端康成的小说、博尔赫斯的两本诗集、莎士比亚的三本戏剧,也都够陈旧了。看书上有种说法是“今之古人”,我可能就得归在这类里,虽无热肠,却沉溺古道。


按自己定的规矩,今年还要写十本书的推荐,中间难免掺杂些古董。不过,诸位放心,重读的肯定就不写了,所以还不算太旧,至少是第一观感。


第一观感不一定准,有些书重读后,会有新的体验领悟。但第一观感也很珍贵,往往刻下深切的印痕,难以更易。为了不太招人厌倦,我还是尽量选了些比较新的书来推荐,不要让大家感到扑面而来的尘土气,好像进了久不开启的库房。


今年推荐的十本书单如下:


一、《王尔德喜剧》;奥斯卡·王尔德著;余光中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二、《都柏林人》;詹姆斯·乔伊斯著;孙梁、宗博、智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千只鹤》;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四、《星期天》;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黄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五、《毒木圣经》;芭芭拉·金索沃著;张竝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六、《回望》;金宇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七、《小毛驴与我》;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林为正译。青岛出版社。


八、《无敌舰队》;加勒特·马丁利著;杨盛翔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九、《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斯科特·安德森著;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基恩·罗威著;黎英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最后三本书要特别说一下,这三本都是历史题材。今年似乎重拾起对历史著作阅读的兴趣,啃了几个大部头下来,少则三四十万字,多则六七十万字。手头还有三本:《金雀花王朝》《天朝的崩溃》《撒马尔罕的金桃》,或者正在读,或者准备2019年读完,篇幅也都不短。别的不说,至少从书籍装帧和厚度上看,颇为高眉。但千万不要被这些书的外貌吓到,以为是多么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其实书中非虚构的历史故事很多时候比虚构的故事更精彩,其间的起承转合,人物的勾心斗角,叠彩纷呈,极有看头,读来真是一种上好的消遣,不会有硬读生啃,味如嚼蜡之感。


这里要说句题外话,现在的出版社为了节约成本,降低书价,很多内容较多的书往往装订成一册,还采用较大的开本。书价的确控制了一些,但拿在手里阅读的体验太差了。地铁上绝对没法端着看,除非拿来做腕力训练,只能放在桌上、枕边读,即便如此,捧读太久一样吃不消。希望以后这些动辄六七百页的巨著还是能分成上下册、或多册,让读者省省体力。


还是老规矩,先列完书名,详细处待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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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1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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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诗歌

分类: 低吟浅唱

 


在这里歇下来

在这里打井

在这里寻找源泉

在这里仰望天空

在这里和四季一起衰老

一起重生

 

黄昏无人歌颂

大地沉默

厌倦了表白

在这里安排好你的母亲

等待爱情

等待向晚的灯光

等待暮色苍茫

 

就在这里

城市尽头

只有迫不及待的风匆匆奔往远方

道路曲折拐弯

地平线卑微迎向天空

树木在渴望中颤抖

像黑暗里的一颗心

院落中深深的井口

 

在这里打井

藏下闪烁的星河

在这里安排下篱笆和花朵

炊烟和歌声

即将离去的早已离去

尚未来临的终会来临

青苔沿井壁爬上面容

波纹散开

蛛网摇荡

皱纹灰尘般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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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抗议对于曾国藩或李鸿章,乃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都不起任何作用,没有洋人的帮忙,大清一样能够剿灭“长毛”。这样看起来,戈登似乎的确代表了某种高尚的道德,至少在战争中,他尚懂得遵守承诺,有所不为,宽待投降的对手。但是,大清的现实和西方人的想象格格不入,他们所认为的道德标准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李鸿章在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中还算较宽容的,湘军在其他地方的作为更加残暴:安庆被攻克后,湘军大肆屠城,城内投降的太平军全部被杀,普通居民也大半遭屠戮。曾国荃攻入南京后更是进行了一场毫无底线的屠城,妇女、财物被劫掠,带不走的被砸掉、烧毁。曾国荃对南京的掠夺和几年前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所作所为颇为相似,只是规模更大,至于曾国荃入城后的杀戮,英法联军就望尘莫及了。如果当时戈登看到这番景象,不知又该作何感想。


这中间还有发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在见识过英国人汽船的厉害后,曾国藩请求恭亲王奕在海外购买几艘汽船,供手下人研究,以便仿造。一位英国人李泰国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没有和清廷签署任何协议的前提下,他回到英国。不知道是奕的要求经过重重转述扭曲了,还是李泰国天生具有超凡的想象力,他对英国人说,清政府委派他来组织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将是一支英国舰队,而绝非雇佣兵,有英国人担任司令和水兵,更重要的是,这支舰队直接听命于中国皇帝。这支舰队聘用了一位现役英国海军上尉阿思本为司令,还为他配备了水兵,用一年时间,由英国造船厂制造了七艘在当时还算先进的炮艇,外加一艘补给船,组建起一支舰队。李国泰认为,这一去将把“文明的福慧,而非文明的祸害,带给中国人”,他们将平息中国的内战,散播和平,促进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但当这支舰队来到中国时,得到的训令确是这支部队将由一位湘军水师提督任司令,阿思本只能做副手,而且只能指挥外籍水手。阿思本向奕抗议,但奕不为所动,阿思本只有辞职,在没有英国人统帅这支舰队的情况下,这批船最终没有卖给清政府,只能亏本出售,被送到英格兰和印度,英国舰队拯救中国于水火的伟大梦想宣告破灭。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裴士锋评价道:“它确切表明那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争,而非戈登的战争。它表明那些支持戈登此次任务的英国人错了——事实上非常天真——误认为‘中国人’戈登完全主导征剿中国叛军的行动。他们洋洋自得于英国在教导清廷如何打它自己的战争,以为他们的绅士军官是清朝军人的表率。为他们立下效法的榜样,结果他们错了。简而言之,苏州杀降之事终于让英国人看清楚,尽管在华那些骄傲的英国代理人一再反驳说他们不是佣兵,但其实他们就是佣兵,一直都是。”骄傲的欧洲人以为自己为清朝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乃至高尚的道德,但最终发现,清廷最多需要他们的洋枪洋炮。事实上,曾国藩、李鸿章和奕这些人甚至连洋人作为佣兵的地位都不放心,一旦中国人自己能操弄洋枪洋炮,他们一定希望洋人马上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尽管《天国之秋》没有论述这一层面的事,但太平天国之后的“洋务运动”,正表明了清廷主要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尚且只能用,不可作为核心,何况洋人,如何能让他们在大清的地面指手画脚。欧洲人能有的虽然不能再称为奇技淫巧,毕竟,我们已经在这样的奇技淫巧下吃了好几次大亏,但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劣势,在礼义道德上,大清仍有着洋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充分考虑了己方利益后作出的抉择,尽管如此,我不能武断地说英国人关于道德的种种述说都是虚伪的表演,但对于中国人,英国人心中有极大的优越感,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地球是圆的,但只有大英帝国是地图的中心。在地图边缘的中国,是野蛮人的国度,他们应该无条件接受大英帝国的训导和指引,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出路。然而,对于大清而言,天朝才是天地之中心,无论洋人看似多么强大,我们的道德和制度足以傲视天下。双方各自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最终只能是貌合神离。


如今的西方人看过美国人裴士锋的《天国之秋》,会不会发现,他们在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中尽管选择了站队,但无论他们选哪一边,起到的作用终究有限。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终于知道,清廷并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们该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了。对英国人而言,傲慢的代价还不算太高。无论你如何自大,现实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会叫人看清自己。英国的对外政策尽管摇摆不定,昏招叠出,但成本核算后,利益最大化终究是最现实的考核标准。二战之后,英国人陆续放弃自己的殖民地,固然有英国国民思想转变的原因,但更多还是现实考量。英国人终于看清自己不可能永远做“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的成本已非大英帝国所能承担。


然而,鉴于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极容易幻想自己所在的地方才是地球的中心,所以一代代人难免犯同样的错误。今日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在用高精尖武器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时,也常常忘了前车之鉴。我国今日网络上某些动辄嘲笑这个国家没有文化、那个国家太落后,无力相抗我们的伟大复兴的人一样,和十九世纪英国人同样一叶障目,多年之后,恐怕都是后人的笑柄。


成为笑柄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知错能改。十九世纪的英国发现自己看错了中国,然而,大清却继续坚持自己的制度优势,做着天朝上国的梦,直到尝到自酿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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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乱“是西方人对太平天国下的盖棺论定。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尚在中国境内如火如荼之时,这究竟是叛乱还是内战,在英国人那里曾有过激烈争论。即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已经北方和大清开战的同时,在南方的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居然同时对逼近上海县城的太平军开战。按常理,既然已和满清开战,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做法应该是和太平军联合,因为敌人的敌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何况当时洪仁玕已历经险阻从香港来到南京,受封为干王,凭着自己对西方人的了解,洪仁玕一心希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共同对付清廷。在逼近上海时,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还特意写信给英国卜鲁斯,表示友好之意。因此,当英法部队在上海对太平军发起进攻时,太平军甚至有些愕然,随即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主动撤退,没有和英法守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尽管遭到了“洋兄弟”的打击,李秀成、洪仁玕仍以热情开放的态度招待来访的西方人,传递出自己的诚意。因此,英国驻华主要领导人物在之后仍然决定帮助清廷对待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了。


裴士锋分析了当时留下的大量文献,包括英国驻华官员和教士留下的日记、信件、文章、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英美等国的媒体报道,在这些文献中透露出,当时的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有着不同立场的。一部分人认为,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基督教,尽管教义有些似是而非,但显然比保守固执的满清政府更值得信赖。这些人中以在华传教士为最多。但另一批人则认为,清廷仍然控制着中国,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已经和英国签约进一步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允许英人的舰队进入长江,正是拓展贸易的大好时间。偏偏此时,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的地带,战事一起,一定会影响到英国人的贸易,因此,保护通商口岸是重中之重。清政府尽管是一个保守、固执,又经常不讲信义的对手,但英国人大概觉得,经过了两次战斗,展示了他们的实力,清朝皇帝应该接受了大英帝国制定的规则,东方终于可以纳入整个西方制定的秩序内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太平天国,可能只是一群杀人抢劫的盗贼,驰骋于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恰好是英国人最关心的生丝和茶的主要产地,这些人的存在很可能会严重影响英中贸易。几位英国驻华的重要官员恰好抱持的是这种观点,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远比起传教士大得多。英国首相巴麦尊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尽管自始至终宣坚持布英国在中国的这场战争中严守中立,但他的手下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显然有违中立的原则。


在英国开始逐步介入前,美国人华尔领导的洋枪队(当时正式称呼是“常胜军”,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部队的名字还是很气派),还只是一些散兵、水手组织的乌合之众,是受上海富商雇佣的一支杂牌军。当英国军官戈登正式接手洋枪队,英国舰队在乐德士的指挥下寻衅向太平军开战,帮助清军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宁波时,英国人的“中立”就名存实亡了。接下来的历史似乎正按着英国人的设想进行,他们帮助了清廷,将获得清廷的信任,将领先的科技成果、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制度一一输入中国,让中国最终成为符合英国人要求的文明之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英国进行贸易,成为英国的原料提供地和商品经销地。


有一件事,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一书中有一个没有提及的事实,华尔和戈登在国外的语境内多是正面的英雄形象,即使达不到“阿拉伯的劳伦斯”那么高的地位,也几乎可以归纳为同一类人。华尔因为受雇于上海的富商,有雇佣兵的性质,管理的部队又军纪涣散,肆意劫掠,对他的评价在西方还有些争议,戈登则几乎是圣徒一般的存在,具备高尚的宗教精神,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孤胆英雄。至今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这些历史上的冒险家,深入野蛮国度,不顾自身安危,像一个解放者来引导当地蒙昧的人民,是值得尊敬和赞美的。但在中国人印象里,这两个人是另一副样貌。至少在我上学时,打死华尔,一直是历史教科书上特别强调的一件事,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事迹,华尔的死简直是大快人心。戈登最终在苏丹暴动中死于喀土穆,我记得小时候读过的一本历史书中评价此事说:戈登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国内另一派观点也许没这么负面,但也不过把华尔和戈登这类人看做雇佣兵,洋人在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所起到的作用最多是辅助性的。尤其在那时的满清官员心目中,洋人始终是不可全信的。尽管曾国藩用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运送湘军前往上海,和驻扎上海的英法军队共同防卫。李鸿章还和戈登共同作战,攻克了苏州,然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从头到尾都对洋人加入战争持审慎态度。


在李鸿章和戈登的洋枪队共同攻击太平军驻守的苏州时,杀降事件终于造成了双方的决裂。苏州陷落前,戈登曾和太平军方面的纳汪郜永宽秘密协商,只要他投降就保证他人身安全,在得到戈登和清军将领程学启的承诺后,郜永宽反水,抓住了苏州太平军的首领谭邵光,献城投降。然而,随后来到苏州的李鸿章却将郜永宽等降将全部杀掉,当戈登感觉情势不对,赶去追问郜永宽下落时,发现的只有被肢解的尸体。戈登愤怒无比,在他的道德标准中,李鸿章的行为可耻之极,而他曾经承诺保证郜永宽等人的安全,这也令他背弃了承诺。在抗议无果后,戈登辞去李鸿章麾下军职,洋枪队随之解散,英国和清廷共同打击太平军的军事合作就此中止。在上海的十国领事官员在得到戈登的报告后共同发表声明,称李鸿章的行为“令人发指,极端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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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评论员喜欢说:“足球是圆的”,意思是足球比赛中意外频仍,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对于中国男足这样的世界级强队而言,足球总是方的,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但这句话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地球也是圆的,这是如今的常识,但不过一两百年前,至少在中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常识。世界在他们想象中是一张大饼,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边上都是未化之邦,只配给中国朝贡。如果他们当时知道地球是圆的,地心不过是炽热的岩浆,无论天朝子民还是蛮夷之人都只是附着在球体表面的微生物,大清的君王将相们会不会发现世界上其实还有其他可能,他们认定的一切也许并非真理?


         我看未必。即便你了解了地球是圆的,所在之地并非宇宙中心,人的狂妄自大也不会因此缩减,也许更加膨胀。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早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定欧洲是文明进步的,其他文明都应该跟着亦步亦趋,接受欧洲人的指导,遵守欧洲人制定的道德标准。我们一直认定欧洲的殖民政策是以掠夺为目的的,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在经过大航海时代的野蛮扩张后,富足起来的欧洲人已开始关心思想和道德问题。除了那些比海盗更凶残的冒险家,当时前往海外的欧洲人还有不少带着献身的高尚目标,致力于向野蛮之国输送真理,为他们创建合理、先进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毅然。如果读过《简·爱》,不要只记得简和罗切斯特的分分合合,里面还有一位金牌配角圣·约翰,他在前往印度前向简·爱求婚,希望两个人一起出发,他去印度正是为了传播基督的福音,解救蒙昧的印度人。简小姐虽然因为心有所属,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对他的献身精神还是钦佩的。


除了宗教的热情,对于他国的政治,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也不乏很多高尚的空想。最近读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在这部主要论述太平天国后期历史的著作里,花了极大篇幅记述当时英国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和措施。


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学生,史景迁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曾写作过一本《太平天国》(这本书的原名是《God's Chinese Son》,直译应为《上帝的中国儿子》,不知为何到中国就翻译成《太平天国》了),裴士锋本书的某些观点显然也受到史景迁研究的影响。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就像外人看我们的家事,有些时因为不明就里而隔靴搔痒,有些时,又因为身为局外人,能跳出短视的陷阱,以一种更独特的眼光,发现局内人无法探知的真相,裴士锋的著作可归为后一种。


文章开头,洪秀全的弟弟,后来做到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还在香港做英国传教士的助理,裴士锋就从这里起讲,开始讲述晚清这场被他称为“内战”的战争。在英美,一般称这段历史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如同当年国民党称对共产党的战争为“剿匪”。“内战”意味着双方各自代表一个合法的政府,在争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叛乱”则代表一群匪徒对合法秩序的破坏,微妙的词汇差异,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


中国人记述太平天国的历史,着重点总是在清廷、曾国藩、洪秀全各自代表的势力和态度上。外国人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作用,常常被忽略。虽然1949年后我们的正统历史著作里,照例会提到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扼杀了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论据主要是洋枪队的助战,帝国主义在上海攻击太平天国部队。尽管帝国主义的确协助了清廷,但一般来讲,我们倾向于相信,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天国的内斗才是这场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的干涉最多是次要原因。


然而,在西方人的历史著作里却一直存在一种说法:是大英帝国的干涉拯救了十九世纪的大清,帮助清兵剿灭了太平天国叛乱。看,地球虽然是圆的,但每一方仍会以自己为中心,各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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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用一对遭遇海难的双胞胎制作出一部爱情喜剧,双胞胎似乎天然具有故事性,能衍生出很多巧合与奇遇,凭空制造戏剧冲突。但用双胞胎制造的巧合往往很难成就一流作品,哪怕作者是千古一人的莎士比亚。何况莎翁缺乏一点常识,一男一女双胞胎显然是双卵双胎,长得相似也许可能,但像《第十二夜》的故事里,两个主要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和薇奥拉兄妹俩居然长得一模一样,这就不科学了,大概也只能出在戏剧家笔下了。尽管有人把《第十二夜》归到莎翁四大喜剧之列,但我总觉得比起莎翁其他作品,这部喜剧略显平庸,故事全然是巧合,人物情感略显浮夸,毫无来由,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形象反倒是作为配角的官家马伏里奥,中了旁人圈套,以为女主人倾心于他,成了别人戏弄的对象,承担了戏剧中最有趣的笑点。


双胞胎做噱头的小说里,大仲马的《铁面人》还算不错,但比起《基督山伯爵》,《铁面人》要低一个档次。金庸也用过双胞胎的梗,做过一本《侠客行》,但这部小说也只能算金庸的二流作品。巧合固然造就了戏剧冲突,是戏剧常用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只是作品成功的因素之一,却不能支撑起大的架构。过于刻意地追求巧合,反倒常令作品不够自然流畅,缺乏深度。


以双胞胎为主角的小说,我读过最好的一部要数川端康成的《古都》:千重子出生不久就被父母遗弃,多年以后,在祇园会上,和自己的孪生妹妹苗子意外相逢。命运让孪生姐妹一个成了绸缎庄老板的独生女儿,一个做了乡村雇工,地位悬殊。苗子不想让自己的身份影响千重子生活,刻意地回避,不愿和千重子走得太近。但是,孪生姐妹与生俱来的亲情还是令两个人感到寂寞的温暖。在北山衫林里,可怖的雷雨忽然来临,苗子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千重子因害怕而瑟缩的身子,至亲的温暖渗透其中。小说的最后,苗子终于同意和千重子在一起住一晚,清晨,趁着没人看到,苗子要回去了。雪落在古都,市街还沉沉睡着,千重子站在红格子门前,目送苗子远去。


《古都》的重点并不在双胞胎引发的巧合,而是讲人生的虚无。舒缓的节奏,京都的一幕幕风景,如人世般悠长而又易变,蕴含无尽的哀伤。换了另外一个作者,这对双胞胎的故事也许演绎的大开大阖,荡气回肠,但是川端康成只用淡淡地叙述,细腻而空灵的景物,一丝丝点染无奈的人生。就像小说中,枫树干中长出的紫花地丁,在寂静地庭院里,不为人注目,悠悠地生长。


巧合也许会改变人生,但巧合不会是人生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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