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评论员喜欢说：“足球是圆的”，意思是足球比赛中意外频仍，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对于中国男足这样的世界级强队而言，足球总是方的，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但这句话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地球也是圆的，这是如今的常识，但不过一两百年前，至少在中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常识。世界在他们想象中是一张大饼，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边上都是未化之邦，只配给中国朝贡。如果他们当时知道地球是圆的，地心不过是炽热的岩浆，无论天朝子民还是蛮夷之人都只是附着在球体表面的微生物，大清的君王将相们会不会发现世界上其实还有其他可能，他们认定的一切也许并非真理？

         我看未必。即便你了解了地球是圆的，所在之地并非宇宙中心，人的狂妄自大也不会因此缩减，也许更加膨胀。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早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定欧洲是文明进步的，其他文明都应该跟着亦步亦趋，接受欧洲人的指导，遵守欧洲人制定的道德标准。我们一直认定欧洲的殖民政策是以掠夺为目的的，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在经过大航海时代的野蛮扩张后，富足起来的欧洲人已开始关心思想和道德问题。除了那些比海盗更凶残的冒险家，当时前往海外的欧洲人还有不少带着献身的高尚目标，致力于向野蛮之国输送真理，为他们创建合理、先进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毅然。如果读过《简·爱》，不要只记得简和罗切斯特的分分合合，里面还有一位金牌配角圣·约翰，他在前往印度前向简·爱求婚，希望两个人一起出发，他去印度正是为了传播基督的福音，解救蒙昧的印度人。简小姐虽然因为心有所属，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对他的献身精神还是钦佩的。

除了宗教的热情，对于他国的政治，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也不乏很多高尚的空想。最近读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在这部主要论述太平天国后期历史的著作里，花了极大篇幅记述当时英国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和措施。

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学生，史景迁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曾写作过一本《太平天国》（这本书的原名是《God's Chinese Son》，直译应为《上帝的中国儿子》，不知为何到中国就翻译成《太平天国》了），裴士锋本书的某些观点显然也受到史景迁研究的影响。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就像外人看我们的家事，有些时因为不明就里而隔靴搔痒，有些时，又因为身为局外人，能跳出短视的陷阱，以一种更独特的眼光，发现局内人无法探知的真相，裴士锋的著作可归为后一种。

文章开头，洪秀全的弟弟，后来做到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还在香港做英国传教士的助理，裴士锋就从这里起讲，开始讲述晚清这场被他称为“内战”的战争。在英美，一般称这段历史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如同当年国民党称对共产党的战争为“剿匪”。“内战”意味着双方各自代表一个合法的政府，在争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叛乱”则代表一群匪徒对合法秩序的破坏，微妙的词汇差异，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

中国人记述太平天国的历史，着重点总是在清廷、曾国藩、洪秀全各自代表的势力和态度上。外国人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作用，常常被忽略。虽然1949年后我们的正统历史著作里，照例会提到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扼杀了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论据主要是洋枪队的助战，帝国主义在上海攻击太平天国部队。尽管帝国主义的确协助了清廷，但一般来讲，我们倾向于相信，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天国的内斗才是这场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的干涉最多是次要原因。

然而，在西方人的历史著作里却一直存在一种说法：是大英帝国的干涉拯救了十九世纪的大清，帮助清兵剿灭了太平天国叛乱。看，地球虽然是圆的，但每一方仍会以自己为中心，各自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