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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士锋分析了当时留下的大量文献,包括英国驻华官员和教士留下的日记、信件、文章、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英美等国的媒体报道,在这些文献中透露出,当时的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有着不同立场的。一部分人认为,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基督教,尽管教义有些似是而非,但显然比保守固执的满清政府更值得信赖。这些人中以在华传教士为最多。但另一批人则认为,清廷仍然控制着中国,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已经和英国签约进一步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允许英人的舰队进入长江,正是拓展贸易的大好时间。偏偏此时,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的地带,战事一起,一定会影响到英国人的贸易,因此,保护通商口岸是重中之重。清政府尽管是一个保守、固执,又经常不讲信义的对手,但英国人大概觉得,经过了两次战斗,展示了他们的实力,清朝皇帝应该接受了大英帝国制定的规则,东方终于可以纳入整个西方制定的秩序内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太平天国,可能只是一群杀人抢劫的盗贼,驰骋于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恰好是英国人最关心的生丝和茶的主要产地,这些人的存在很可能会严重影响英中贸易。几位英国驻华的重要官员恰好抱持的是这种观点,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远比起传教士大得多。英国首相巴麦尊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尽管自始至终宣坚持布英国在中国的这场战争中严守中立,但他的手下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显然有违中立的原则。
在英国开始逐步介入前,美国人华尔领导的洋枪队(当时正式称呼是“常胜军”,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部队的名字还是很气派),还只是一些散兵、水手组织的乌合之众,是受上海富商雇佣的一支杂牌军。当英国军官戈登正式接手洋枪队,英国舰队在乐德士的指挥下寻衅向太平军开战,帮助清军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宁波时,英国人的“中立”就名存实亡了。接下来的历史似乎正按着英国人的设想进行,他们帮助了清廷,将获得清廷的信任,将领先的科技成果、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制度一一输入中国,让中国最终成为符合英国人要求的文明之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英国进行贸易,成为英国的原料提供地和商品经销地。
有一件事,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一书中有一个没有提及的事实,华尔和戈登在国外的语境内多是正面的英雄形象,即使达不到“阿拉伯的劳伦斯”那么高的地位,也几乎可以归纳为同一类人。华尔因为受雇于上海的富商,有雇佣兵的性质,管理的部队又军纪涣散,肆意劫掠,对他的评价在西方还有些争议,戈登则几乎是圣徒一般的存在,具备高尚的宗教精神,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孤胆英雄。至今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这些历史上的冒险家,深入野蛮国度,不顾自身安危,像一个解放者来引导当地蒙昧的人民,是值得尊敬和赞美的。但在中国人印象里,这两个人是另一副样貌。至少在我上学时,打死华尔,一直是历史教科书上特别强调的一件事,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事迹,华尔的死简直是大快人心。戈登最终在苏丹暴动中死于喀土穆,我记得小时候读过的一本历史书中评价此事说:戈登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国内另一派观点也许没这么负面,但也不过把华尔和戈登这类人看做雇佣兵,洋人在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所起到的作用最多是辅助性的。尤其在那时的满清官员心目中,洋人始终是不可全信的。尽管曾国藩用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运送湘军前往上海,和驻扎上海的英法军队共同防卫。李鸿章还和戈登共同作战,攻克了苏州,然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从头到尾都对洋人加入战争持审慎态度。
在李鸿章和戈登的洋枪队共同攻击太平军驻守的苏州时,杀降事件终于造成了双方的决裂。苏州陷落前,戈登曾和太平军方面的纳汪郜永宽秘密协商,只要他投降就保证他人身安全,在得到戈登和清军将领程学启的承诺后,郜永宽反水,抓住了苏州太平军的首领谭邵光,献城投降。然而,随后来到苏州的李鸿章却将郜永宽等降将全部杀掉,当戈登感觉情势不对,赶去追问郜永宽下落时,发现的只有被肢解的尸体。戈登愤怒无比,在他的道德标准中,李鸿章的行为可耻之极,而他曾经承诺保证郜永宽等人的安全,这也令他背弃了承诺。在抗议无果后,戈登辞去李鸿章麾下军职,洋枪队随之解散,英国和清廷共同打击太平军的军事合作就此中止。在上海的十国领事官员在得到戈登的报告后共同发表声明,称李鸿章的行为“令人发指,极端背信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