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说读唐诗有“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那是把唐诗看简单了。如果只强调世俗的味道，王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也可看做农家乐的意趣了，然而，王摩诘在辋川山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显然不是世俗能理解的“趣”。但阿城说唐诗有世俗性是对的，不但唐诗，愈往后，中国文学和世俗的距离愈近。唐诗是靠吟唱的，宋词靠歌吹，又向通俗里进了一步，是教坊瓦肆间，歌女琵琶慢捻，唱给大众听的。元曲、明的平话，文学和世俗一步步拉近，戏曲小说比四书五经更深入民心，识文断字的人不多，唱出来、说出来，就能在市井平民间传播，小说戏剧的教化作用，胜过圣人的经典。文学的美感，意境的深远，都非一朝一夕所能憬悟，当然应和者少。文学要靠着小众来传播，大概早断了香火，还是要和世俗的风景融合，才生气勃勃。

现在都说看书的人少了，其实，从古至今，看书的人都是少数。教育普及，让大部分人都能识字，具备阅读的能力了，可还是世俗的娱乐最得人心。不是有了电视、电影、互联网，所以读书的人少了，试问当年，是戏园子、书场里的人多，还是读书以遣性的人多？娱乐匮乏尚且如此，至此多元化的时代，各类娱乐层出不穷，要抓住大众的心，非世俗不可。

但世俗有世俗的弊端，一味随众从俗，难免遭低级之讥。世俗的热闹，色彩斑驳，当然少不了一些杂色，如低俗，如浅陋，如哗众取宠，如模式化。但高雅也有自己的毛病，如偏执，如晦涩，如矫情，我们不能说世俗是坏的，高雅就是好，就像人不能完全用阶层种族来区分优劣。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着力于小说的翻译绍介，极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新文化运动开启，胡适一干人也极力推崇小说，要把小说提高到改造国民性的高度来阐释。中国文学史上，小说长期不登大雅之堂，并没有认为小说要起到教化的作用。小说地位提高，固然是对小说的重新认识，是好事，但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小说慢慢往高雅里走了，一定要承担所谓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于是，很多小说越来越“作”，做到失去了鲜活的生气。意义和思想这类东西，不是“作”就可以“作”出来。世俗未必就是低俗，热闹的故事也不是深刻的天敌，写小说的大可不必纠结于此。

引申到普通人，对于读书还是上网也不必看得那么高下分明。书可读，网照上，热闹处跟着凑凑热闹，有何不可。要深刻，要思索，自可向深刻中思索，两者并不抵触。王维坐看云起之后，还是“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他和“林叟”一起谈的话题，多半不是艺术，而是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