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杂文时评 |
钟南山误在没有“调查”和“研究”
盛大林
2005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的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流花地区治安秩序出现了历年来最好的局面。火车站的一名保安说:“以前只要自己肯出手,经常能捉到贼和骗子,但现在,想捉贼都没贼捉。”越秀区区委书记周庆强评价:流花火车站地区治安状况出现了突破性的转变,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折磨广州人十多年的治安“顽症”有望攻克。(据7月4日《南方都市报》)
看了上述调查报道,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钟南山。这位以敢于直言而著称的“抗非典英雄”前不久一语惊人:“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钟南山发此感慨的直接诱因是此前不久他在大街上被人抢走了手提电脑,并由此认为广州的治安状况越来越差——这也正是他认为收容遣送制度应该继续存在的前提。
钟南山电脑被抢,只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偶然事件。不能因为有人街上被抢就认为某个城市的治安状况很差。而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几乎在所有城市,火车站的治安都是最乱的,也是最难治理的。以前,“收容遣送”的重点地区也都是火车站。如果能把火车站的治安管好,那么整个城市的治安就不会是多大的难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钟南山持论的前提和根据就不存在了,其所谓“自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
钟南山失误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他没有“调查”。他既没有广泛走访各方面的人比如市民、外来工以及治安管理人员,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数据,仅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事件,就得到了全局性的判断。盲人摸象,能不偏乎?
其次,他没有“研究”。他只是医学专家,对政治法律等没有任何研究。这一点在其言论中暴露无遗,比如“以好人为本”。他不理解“以人为本”的真义——这个“人”指的是自然人,不管是“好人”或“坏人”,其人权都应该受到保障;他不知道“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人有违法犯罪嫌疑之前,就不能强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他不懂得“宁纵勿枉”的道理——无端冤枉好人比暂时放过坏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而收容遣送就是以“冤枉大多数”为代价的。而他的“敌人”之说,完全不像是出自现代公民之口,倒是让人感觉到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政治运动”乃至战争的年代。其实,不论是“好人”和“坏人”,还是“敌人”和“朋友”,都不是现代法治语境中的概念。
先贤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觉得,没有研究也没有发言权。当然,此所谓“发言权”不是就权利而言,而是指发言的真理含量。作为公民,当然有权利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说话之前,发言者应该获取足够的关于某一话题的信息,同时还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是说要进行“调查”和“研究”。不然,就可能徒增笑柄、损害形象。
“隔行如隔山”,每个人都需要谨慎使用自己的“发言权”。对于像钟南山这样的名人来说,尤其应该慎之又慎。
链接:http://www.chinesewiki.org/blog/members/srzns/archives/2006/1409.htm
盛大林
2005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的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流花地区治安秩序出现了历年来最好的局面。火车站的一名保安说:“以前只要自己肯出手,经常能捉到贼和骗子,但现在,想捉贼都没贼捉。”越秀区区委书记周庆强评价:流花火车站地区治安状况出现了突破性的转变,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折磨广州人十多年的治安“顽症”有望攻克。(据7月4日《南方都市报》)
看了上述调查报道,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钟南山。这位以敢于直言而著称的“抗非典英雄”前不久一语惊人:“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钟南山发此感慨的直接诱因是此前不久他在大街上被人抢走了手提电脑,并由此认为广州的治安状况越来越差——这也正是他认为收容遣送制度应该继续存在的前提。
钟南山电脑被抢,只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偶然事件。不能因为有人街上被抢就认为某个城市的治安状况很差。而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几乎在所有城市,火车站的治安都是最乱的,也是最难治理的。以前,“收容遣送”的重点地区也都是火车站。如果能把火车站的治安管好,那么整个城市的治安就不会是多大的难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钟南山持论的前提和根据就不存在了,其所谓“自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
钟南山失误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他没有“调查”。他既没有广泛走访各方面的人比如市民、外来工以及治安管理人员,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数据,仅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事件,就得到了全局性的判断。盲人摸象,能不偏乎?
其次,他没有“研究”。他只是医学专家,对政治法律等没有任何研究。这一点在其言论中暴露无遗,比如“以好人为本”。他不理解“以人为本”的真义——这个“人”指的是自然人,不管是“好人”或“坏人”,其人权都应该受到保障;他不知道“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人有违法犯罪嫌疑之前,就不能强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他不懂得“宁纵勿枉”的道理——无端冤枉好人比暂时放过坏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而收容遣送就是以“冤枉大多数”为代价的。而他的“敌人”之说,完全不像是出自现代公民之口,倒是让人感觉到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政治运动”乃至战争的年代。其实,不论是“好人”和“坏人”,还是“敌人”和“朋友”,都不是现代法治语境中的概念。
先贤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觉得,没有研究也没有发言权。当然,此所谓“发言权”不是就权利而言,而是指发言的真理含量。作为公民,当然有权利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说话之前,发言者应该获取足够的关于某一话题的信息,同时还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是说要进行“调查”和“研究”。不然,就可能徒增笑柄、损害形象。
“隔行如隔山”,每个人都需要谨慎使用自己的“发言权”。对于像钟南山这样的名人来说,尤其应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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