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这东西，在人们印象中也属于“国粹”，其实却是来日本，由日本人高山幸助发明，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盛行，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一大景观。中国人力车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一提起人力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能联想到的总是中国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力车是中国的“国粹”。

人力车之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快速崛起的一大新兴行业，主要原因是近代城市兴起之后，公共交通却跟不上，于是价格低廉的人力车便成了理想的代步工具。此外，很多城市贫民和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身无长技，生计无着。而拉人力车，不需要什么技术，就业门槛低，很多人就选择了这个行当。甚至一些没落的旗人妇女，在辛亥革命后，谋生乏术，只好在“黄昏后，衣男子装束而拉车，冀得一二十枚铜元者，亦屡见不鲜”。

可见，人力车夫的是社会最底层、最贫穷的一个群体，而一辆人力车却价格不菲，新车多在百元以上，而半新不旧的二手车，也需要四五十元。但人力车夫的收入差不多也就每天三、四角钱到一元出头（一元等于十角）。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力车夫而言，买车只能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只好在车行租车，租车当然要交纳租金，这就是所谓的“份钱”。

那么当时的人力车夫要交多少份钱呢？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车行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份钱相当沉重。比如说在南京，若是月租，租金自12元至18元不等。若是日租，租金则为每日3角至5角。而人力车夫的收入，除去租金，每日获利自3角至1元2角。在北京，日租相对低廉，1930年代中期，日租金在一角至二角之间，人力车夫的日平均纯收入也就在三四角钱。在上海，则由于当局对人力车的总数进行了限制，租金高过其他城市，日租约为1元1角，人力车夫的月纯收入少的9元多，多的也不远17元多。

从这三个城市的情况来看，人力车夫辛辛苦苦拉车，约有一半左右的劳动所得交了份钱，另外还要负担其他一些费用，真正到手的钱，还不到劳动所得的一半。而每月10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是全社会最低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如果拖家带口，温饱都成问题。劳动强度大，但吃穿住却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线上，造成了人力车夫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甚至人力车夫拉车途中猝死的消息时有传出。

有鉴于人力车夫极端困苦的状况，1934年，上海租界当局计划进行改革，对份钱进行限制，减至每日8角。结果遭到车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哭穷说，一台车每月的收益才3元（其实高达二三十元），再减他们就没法活了。还唆使一些流氓伪装成人力车夫闹事，强令其他人力车夫罢工，不愿意听他们的，就砸车、放气。最后这一改革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当时的份钱比起现在某行业的份钱还是温和了许多。因为当时交的份钱，车的确是车行的，份钱是名符其实的租金。而现在你要入行，首先要交纳为数不菲的入行费，其实质就是司机开自己的车，还要给车行交纳份钱。车行只要能从政府那里拿到牌照，就是空手套白狼，无尽财源滚滚来。另外，民国时期，如果你有实力买得起车，可以做个体人力车夫。而现在呢，有钱有车都不行，你非得要加入车行才能从业，这份钱，是想躲也躲不掉的。

本文发表于2012年3月3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