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公园终于大范围免费开放了，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是值得市民高兴的事。
不过在高兴之余，还是有些担心：公园收费时代的结束，是不是也意味着公园优质公共服务的终结？任何一种服务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公园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也是如此。据悉，广州各个公园的门票收入每年多达数千万元，这些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维护和改善公园环境，提供各种服务上。这么一大笔收入突然之间没有了，那么相应的服务会不会也没有了呢？
人们喜欢去公园，是因为那是一个能够愉悦身心的场所。如果公园因为收入的减少或而削减甚至取消应有的服务，那么去公园很有可能就达不到愉悦身心的目的。比如说，公园一些维护治安的措施会不会因这停止收费而削弱？如果治安不能保证，去公园就有可能变成危途。又比如，公园的一些基本娱乐休闲设施会不会得不到好的维护，或者停止更新呢？那样的话，无形中会妨碍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甚至给这些活动增加潜在的危险性。此外，收费意味着责任，停止收费了，游客在公园中发生意外，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如果因为停止收费，市民在公园享受的福利下降了，那还不如继续收费为好。
当然以上假设都是我个人单向的猜测
对每一个人来讲，疾病是一种灾难，而精神疾病更是灾难中的灾难，因为精神病损害的不仅是健康，更是摧毁了对于生活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比失去希望更可怕呢？不幸的是，精神病却在蔓延，并且有低龄化的趋势。高要乐城中学初一年级女学生阿芳就是这样一位低龄患者，她由于突发精神病，住进了肇庆第三人民医院。
精神病致病的因素很多，但毫无疑问，压力是主要因素。一个初一的女生，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许许多多的孩子，正在享受这花一样的季节，压力这个词，对他们还很陌生。阿芳的压力来自何处呢？毋庸讳言，来自于贫穷。正是由于贫穷，她要承受比同龄人大得多的生活压力。同时也因为贫穷，她有比同龄人更为强烈的改变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在她身上，不幸转化成为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之重。除此之外，她还担负着父母的期望，这同样也会成为一种压力。还有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歧视，这个剧烈分化的社会已经给孩子的心灵投下了阴影，无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这些压力日积月累地侵蚀一个年幼的孩子，她终于无法承受，精神不幸出现了问题。
虽然很残酷，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阿芳不是第一个低龄的精神病人，也绝不是
业主与开发商及物管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流血冲突，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事件的结果如众所周知，大多数是“一边倒”——业主吃亏，权益还是得不到伸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无论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都是财力、人力、物力雄厚的组织，而业主往往是孤军奋战，以个人对组织，实力上的悬殊决定了结果。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业主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才能与开发商及物管进行均衡博弈，后者才不至于有恃无恐。
现在的问题是，业主组织起来并非易事。据《南方日报》昨日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朱义坤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有77.3%的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业主维权仍然要冒着流血的风险。有些小区入伙10年，至今也没有业主自治组织。在为数不多的小区业委会中，委员大多数为高龄人员，难以有效运行。因此，朱义坤委员建议，将社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数量、比例、运行等情况，作为区县政府工作考核的内容。这个建议当然有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还没触及问题的根本。
业委会成立难，显然与开发商的阻挠有关，当前，大多数小区的物业公司，都是开发商指派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利益，往往建立在损害业主利益的基础之上。在这样尖锐的斗争形势中，开发商和物业公
业主与开发商及物管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流血冲突，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事件的结果如众所周知，大多数是“一边倒”——业主吃亏，权益还是得不到伸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无论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都是财力、人力、物力雄厚的组织，而业主往往是孤军奋战，以个人对组织，实力上的悬殊决定了结果。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业主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才能与开发商及物管进行均衡博弈，后者才不至于有恃无恐。
现在的问题是，业主组织起来并非易事。据《南方日报》昨日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朱义坤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有77.3%的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业主维权仍然要冒着流血的风险。有些小区入伙10年，至今也没有业主自治组织。在为数不多的小区业委会中，委员大多数为高龄人员，难以有效运行。因此，朱义坤委员建议，将社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数量、比例、运行等情况，作为区县政府工作考核的内容。这个建议当然有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还没触及问题的根本。
业委会成立难，显然与开发商的阻挠有关，当前，大多数小区的物业公司，都是开发商指派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利益，往往建立在损害业主利益的基础之上。在这样尖锐的斗争形势中，开发商和物业公
老百姓快被房价折腾得神经崩溃了。进入2009年，广州房价再次上涨，之前房价一度徘徊所带来的希望逐渐变成绝望。处于绝望中的人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抓住根稻草，就以为是能救命的金条。日前，国家统计局宣布要对40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开发费用进行调查，对房地产成本摸底。这一消息，又给广州居无定所的市民一丝希望，希冀通过公开成本能降低房价。
得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很惊诧，国家统计局居然连这些数据都没掌握么？事实上，一个记者都不难对此作出调查。近日，《广州日报》记者就率先进行了摸底，在开发商那里，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土地成本占到总房价的三四成，建安成本二三成，各种税费成本约有一成，其他成本不到一成，开发商最终利润也只是房价的12%左右。
其实，近些年各方公布的这方面资料已经很丰富，以此来对照上述数据，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开发商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以上数据其实是开发商各项开支在成本中的比例，而非房价中的比例。如果把房价这个词置换成成本，除了最后一个数据，以上的数据之真实度较高。但成本终归不是房价。当然，成本结构会对成本产生影响，但只要开发商把价格提得足够高，利润自然就会足够高，并不
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与其学生杨伦联合署名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何谓“理论”》，系抄袭自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学校方面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6月16日《广州日报》）
老师这样做真的纯粹是助人为乐吗？老师真的一点好处也没有吗？我们都清楚今天学术评价体系，论文在这个评价体系中是核心指标。陆杰荣一年发表11篇论文（其中竟有9篇是与他人合作。这11篇中，又有几篇是陆杰荣教授参与了研究呢？），显然会在这个评价体系中得益，并借此去寻求更多的学术资源，诸如课题、评奖等。由此可见，陆杰荣在帮助学生的同时，更帮助了自己，可谓是“双赢”。
还有，学生抄袭，老师到底知不知情？假定老师确实不知情，说明论文系学生独立完成。学生独立完成的论文，老师为什么要署名，而且还要署第一作者？如果这个学生没有抄袭，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老师在侵占或者部分侵占学生的研究成果呢？
不是每个老师都可以跟学生如此“共存共荣”的，前提必须是老师能够有能力争取到足够的资源。比如被抄袭的这篇文章，原作
当年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修成后，却因为有人向慈禧太后进言会坏了风水，结果慈颜不悦，迟迟未能通车。那个时候没有纳税人这一概念，但纳税人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修铁路的所需的人财物，显然都与慈禧太后私人无关，都是出自老百姓的辛劳。铁路修好后不让用，慈禧太后她老人家是高兴了，但老百姓的血汗，无疑是被浪费了。
没想到百多年后，这样的事情竟然在广州重演。我怀疑广州火车东站是个什么大人物风水宝地，途径此地的一条公路隧道，修成两年后，居然还没有通车。近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隧道的开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广州猎德大桥北延线工程即将开始在天寿路段施工，而天寿路目前是连接两大交通干线的天河北路与广园东路的唯一通道，由于这两大交通干线车流量极大，天寿路不堪重负，一直都是交通拥堵的重灾区。为了缓解天寿路的压力，早在2007年，就在广州火车东站建成隧道，这样就打通了天河北路至广园东路的另一条通道。但奇怪的是，隧道建成已经两年，却一直没有通车。眼看着猎德大桥北延线工程将会使天寿路的交通状况雪上加霜，想着这回总要开通了吧。谁知现实又一次令人失望，近日，工程有关负责人在介绍施工期间缓解天寿路交通问题的预案时
本人曾经因为受到了一些街坊养狗的困扰，便心血来潮写了一篇主张限制城市养狗的文章贴在自己博客上。结果爱犬人士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纷纷跑到我博客踢馆，用我之前无法想象的语言对我进行了最最严厉的谴责。有一位振振有词地留言道：不喜欢狗就要把狗赶尽杀绝，不喜欢人难道也要把人赶尽杀绝吗？事实上，我文章中从来没有讲要把狗赶尽杀绝，但我从这句话中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同一些爱犬人士以及动物保护人士的分歧所在。我从来不反对去热爱狗狗，爱护动物，但我不能赞同像这些人一样爱到将动物同人等量齐观，更不能忍受他们要求———不，简直就是强制———所有的人像他们那样热爱动物。
人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有界限的，或者说，人是中心，动物是边缘。不管接受不接受，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比如说，人们习惯性地指责自己不喜欢的人是“狗东西”、“狗腿子”、“禽兽不如”，实际上在观念上把人和动物分得清清楚楚。而在现实中，动物同人更是无法平起平坐，绝大多数人都要食肉，包括绝大多数的动物保护人士。一边吃肉，一边高唱动物与人平等，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不得不说，一些法律界人士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
据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但这是一个讲效率的年代，只需要一场舞会，一个贵族或许就在广州产生了。一场号称“照搬”奢华维也纳歌剧院舞会的舞会下月将在广州举行，花2000多元至7000多元不等就可以体验欧洲贵族生活。主办方声称，在欧洲，歌剧院舞会不仅是奢华的体现，同时也是必要的社交模式，也是青年人进入上流社会的平台。
看起来，主办方意在打造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平台，让广州的有钱人体验一把贵族生活。不过在我看来，在21世纪的今天，上流社会、贵族这一类的词已经变得相当可疑。换句话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即使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但其人数已经稀少，边缘已经模糊，称其为“社会”已略显夸张。
欧洲历史上固然存在贵族阶层及相对应的上流社会，但毕竟已是历史。近代以来，社会日益开放，社会阶层流动剧烈，贵族的圈子日渐缩小。在中国，即便是在历史上，贵族和上流社会也是个稀罕的东东。因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阶层流动的传统，所以有“富不过三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难以形成属于上流社会的传统。比如刘备，号称皇叔，实际上完全是靠织席贩履为生的一介平民。
当然我不否
众知周知，蒋介石，还叫做蒋中正，除此之外，似没有听说有其他什么名字（当然小说家言的“郑三发子”一类除外）。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常凯申”。据报道，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副教授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出现了几十处姓名翻译的错误，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这确实让人有点怀疑王奇副教授的资质。历史学中中外人名、地名的互译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容易出错。但Chiang
而更为严重的是学风问题，严谨是历史学者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其实，每个人的知识构成都是有缺陷的，但严谨的学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一缺陷。历史上人名、地名的互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以前的翻译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