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总结明亡的原因时，直指所谓“三饷”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这可能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治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视官如仇，动辄就对官员大开杀戒。应该说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但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就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到明末，除了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一切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最显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满怀深情地指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

那么这三饷到底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走了多少银子呢？明朝末年，政府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1400余两，其中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享乐的约600余万，属于户部用于政府开支的，不过400余万。而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然高达2000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这意味着老百姓的负担急剧增加，而增加的幅度，并不是简单2000/1400，也就是约1.4倍。因为每一次地加派，都是各级官吏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时人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的地方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不管中央和地方如何狗咬狗，老百姓的负担直线上升，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山东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作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正如当时一位官员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明末朝廷如此疯狂地向老百姓索取，难道真的没有钱了吗？其实不然，正如上文所说，每年的赋税，约有600万归入内府，供皇室享用。天下有难，皇上却舍不得拿出一文钱。清兵攻入北京后，发现内府存银高达3700多万两。舍不得拿出内府的钱也就罢了，皇家私人事务却还要侵占户部的银两。比如福王成婚，户部一下子就进贡了40万两。皇上带头敛财，各级官吏莫不仿效，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拔财产九牛之一毛，就足以救济天下，却都是一毛不拔。于是只好征收“三饷”，而恰恰是这“三饷”，最终要了大明朝的命。

本文发表于2011年11月19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