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时报》报道，怀孕一个月的李晴晴因肚子痛到东莞某医院治疗，妇科医生诊断为“宫外孕”并做了手术。医生一刀切下去后才发现是阑尾炎。由于动手术时用了抗生素，必须打掉胎儿。这家医院的“乌龙”事件经报道后引起极大关注。据悉，该院已对此事展开调查，结果将向媒体公布。

医患矛盾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古已有之。但不得不承认，古代的医患关系远较今天和谐得多。医患纠纷闹到今天这般惊天地、泣鬼神的例子不多。究其原因，在中国古代，已经隐然形成协调医患关系的机制。这套机制，在医疗实践中富有成效地运行，较好地防止了医患矛盾的发生，即便发生，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就医生个人而言，古代的医生一般都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医疗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进入，有一定的道德要求，对于不合格的人，不鼓励从事该行业：“医司人命，非质朴而无伪，性静而有恒，真知阴功之趣者，未可轻易而习医。”而中国古代，又有“不成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从医者多有儒家背景，深受儒家传统道德影响，是为“儒医”。他们视医术为“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总之，从业人员较高的道德素养，从根本上减少了医患矛盾发生的机率。

此外，社会对医生也有较为有力的监督。古代是熟人社会，医生和患者都在相对狭小且固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为一个熟人圈子的成员。同时当时对于患者的诊疗，一般是由一名医生全程负责，责任比较明晰。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医疗技术和医疗道德的好坏，很容易被同一熟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知晓，从而形成医生的口碑。这一口碑决定医生的受欢迎程度，口碑差的医生，其生存将会面临较大的问题。可见，在社会舆论对于医生的职业生涯和日常生活均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医生就算是在医疗技术方面有高有低，但在医疗道德方面，绝不敢轻易造次。这就在医患关系中，形成广大患者有较为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形，医生也就比较规矩，虽然也收取一定数量的诊金，但违反医疗道德，故意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的事情，终归比较少见。

当然，古代也并非人间乐土，医疗行为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关于医疗效果的争执不可避免，医患矛盾、医患纠纷始终也都是存在的。出现医患纠纷如何处理，这在古代也有一整套制度，其行之有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医患关系，保持了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使得医患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和谐，避免了相互不信任带来的恶性循环。

从现有的史籍来看，至少在明代和清代，医患纠纷发生后，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即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的公正性。

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医生确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方，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唐代法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清代法律更为强调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现在较之古代，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简单地以古代的情形为标准对当下评头论足。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和制度仍然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医生的职业道德，能不能在入口就进行严格把关，至少可以借助一些心理测试手段，把一些不符合医生这一职业心理素质、道德品质要求的人关在门外。此外，古人对于医生有充分的用脚投票的选择权，是因为比较容易掌握医生的信息。而现代社会，靠口碑来了解医生已经不现实，但作为医院，是不是能够增加信息公开的力度，让患者能够充分了解医生的医疗技术和医疗道德水平，进而进行合适的选择，显然，现在医院中的医生介绍太过简单了。

很多医患纠纷长期不能解决，源于双方各执一词，对事实真相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东莞发生的这几个案例便是如此。如果能够有第三方独立调查，则有助于争端的解决。但目前，第三方独立调查，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仍然没有普遍地开展。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别医”进行医疗争端的鉴定，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形成制度，写入了法律。追今抚昔，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啊。

本文发表于2011年11月14日《东莞日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