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虎门外语学校今年考上清华的学生黄绮琪将获得60.5万元奖励，其中虎门镇政府奖励30万元，南栅社区奖10万元，虎门外语学校奖励20万元，还有西头村委也奖励其5000元。这也是东莞史上最高的高考奖金。对此，有人赞有人弹，有政协委员提议，希望受奖学生不忘东莞，毕业后能回东莞作贡献，此外，奖高考尖子的同时也别忘了奖那些品德优秀的学生。

　　高考重奖走到今天，似乎遇到瓶颈，过去一边倒支持的民众，现在却表现出了某种不适。诸多背景要素合成了对高考重奖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尤其是高考现在几乎已被贴上应试教育的标签，很多人因此认为，重奖高考放大了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高考重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高考重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是一个很有考试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现在的高考，可谓是一脉相承。从很多现代人的高考观念和做法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传统的影子。

　　传统社会，对于科举考试中的优胜者，会举行各种各样隆重的仪式予以庆贺。在唐代，及第的进士们，骑上高头大马，出街游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世界杯冠军回国后坐上花车巡游，接受万众欢呼拥戴。新科进士孟郊就是在此情此景中，吟出了“春风得意马马蹄，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

　　明清两代，仪式更为隆重，状元、榜眼、探花三甲出炉后，要举行传胪大典，状元在皇帝和文武百官面前簪花披红，尽显荣耀。皇帝随即降旨，第一名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授官之后，状元还要领衔率新进士参接礼部的宴请，称之为“恩荣宴”。最后是题名进士碑，把各位新进士的名字统统刻上，以作永久纪念。凡此种种，无一不在渲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引导人们建立崇尚读书、尊师重教的价值观。

　　在古人的观念中，读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读圣贤书本身就是一个责任，一件重大使命。学子们读书作文，无一不关乎伦理道德，这厢读高尚的书，说高尚的话，写高尚的文章，那厢考中功名反而要物质奖励，倒是有辱圣贤、有辱斯文了。此外，从国家的层面来看，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国家干部，以重金取士，与“德治”的理念也格格不入。因此，基本上很难看到国家给予当时的状元等重金奖励的。

　　在古代社会，物质奖励并不是绝无仅有。但是，主要是民间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在民间，有很多家族，会对考中功名的子弟予以一定的奖励。不言而喻，这种奖励是很功利的，出一个官员，对于家族的兴盛意义重大。

　　不幸的是，在今天，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对于高考状元，高考名校生的推崇、奖励乃至炒作，对于传统中那些形而上、引导建立良好公共道德的精神遗弃殆尽，而把那些形而下的、功利性的东西发扬光大。对于高考成功学生的奖励，唯分数是问，唯录取院校是举，而不计其他。在这其中，政府的政绩、一些人和一些机构的商业利益起着主导作用。

　　对于政府而言，诸如此类的奖励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引导作用，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值得追问。一方面，政府各级教育部门都在强调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另一方面，却对高分者给予重金奖励。如此行为，会在公众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任何的行为，都会对公共道德有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为政者不可不慎。

本文发表于7月26日《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