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国学大师”尊号的是是非非
(2009-09-05 08: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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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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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辞世已经有一段时间。季先生一生学术建树卓越,品格脱俗,是令人尊重的学者。他的逝世,引发了人们的追思之情。但季羡林先生也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引发争议的不是他的专业研究,相信看过季先生专业论著的人不多,即使看过,要看懂也不太容易。引发争议的是季先生晚年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言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在季先生的晚年,他的名字已经与“国学大师”这个尊号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在公众心目中,“国学大师”几乎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身份。但季羡林先生却否认自己是“国学大师”,在他所著的《病榻杂记》一书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这顶帽子,并声明“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然而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的形象又如此深入人心,即使他本人亲辞,也无法阻止人们在他去世后,用“国学大师”对他的学问、人生盖棺论定。
在“国学”、“大师”和“国学大师”这些词汇的运用已经泛滥得无以复加的今天,季羡林先生是否是“国学大师”,的确是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固然有源远流长的学问,但“国学”这个词的出现,却是很晚近的事情了,在20世纪初,以章太炎先生为首的一批学人开始讲习国学,这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国学的兴起。太炎先生初讲国学时,对国学的内涵有明确的界定,主要小学,即中国传统的文字学与音韵学。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学所包括的内容逐渐增多,时至今日,从最广义的定义上来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几乎都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国学的研究。无论是从太炎先生的本意来看,还是今人宽泛的定义来看,季羡林先生毕一生心血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与中亚地区的古文字领域,表面上看似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由是,季羡林先生不能被称为“国学大师”。季先生去世后,有多位论者即持此见。其实,语言从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历史文化与印度、中亚息息相关,季先生以其语言功底,对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多有石破天惊之论。在这些研究中,季先生继承了乾嘉诸老至章太炎先生一脉相承的考据学风,又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进行了新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精僻的见解,其贡献,在同一代学者中属于佼佼者。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季羡林先生都配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先生要求摘去“国学大师”的帽子,实乃自谦之举。
如果世人皆以季羡林先生精深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认可先生是“国学大师”,则是先生的幸事,国学的幸事。然而事与愿违,世人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多与学术无涉,细究起来,则有三个方面的缘由:
其一,太炎先生当年热心倡言国学,即有“用国粹激动种性”的初衷。可见国学从一开始,就有极深的民族主义的意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学热”再度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主义的冲动。在这股热潮中,在学术界、文化界有重大影响的季羡林先生就被当作一个符号以“国学大师”的身份隆重推出,以便为“国学热”再增加几分热度。本来以学问为根底,研习国学,传承传统文化,借以增加民族认同,并无不妥。但此番“国学热”有运动的趋势,学问少,口号多。季羡林先生亦未能免俗,时有高论出,但均非其考据所长,故不免大而无当。“河东河西论”,有惊人之效而无新意,更不知其所本,有失学问家的本色。而列名其中的《甲申文化宣言》,将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归之于文化问题,对其他因素避而不谈,有勇气不足之嫌。先生晚年力辞“国学大师”头衔,或对此有所悟?
其二,“国学大师”称号的泛滥,与商家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前段时间文怀沙“国学大师”的身份倍受质疑。文怀沙一介布衣,又无学术影响,何以舆论对其如此厚待,直称其“国学大师”?其实背后推手就是书商,无非就是增添文怀沙头上的光环,借以推销其主编的《四库文明》。不幸的是,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尊号也与此有关。世纪之交,季先生以主编、总编的身份参与多部大小型从书的编纂,有的与其专业相去甚远,从质量来看,良莠不齐。这也是季先生颇受人非议之处。商家所封的“国学大师”,已经泛滥到没有底线。笔者偶在一音像书店看过“国学大师某某某谈企业管理”的演讲,只见其人身着唐装,披肩长发,慷慨陈辞,其言其行已迹近江湖骗子。与此种人同列“国学大师”,无疑是商家对季先生的侮辱,但又何尝不与季先生的不谨慎有关。
其三,“国学大师”的泛滥也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或明或暗的推动有关。“国学大师”以及其他名目的“大师”之多寡,与领导同志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绩有关。余秋雨被上海市政府封为“大师”,就是该种政绩观的产物。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的尊号,与此也很有干系。不过此既非先生所愿,也非先生所能左右,此不赘述。
由是观之,无论是季老,还是国学,其根基、其价值都在于学术。至于其他,虽有一时之热闹,在风流云散之后,终是一阵空虚。认识到这一点,季老是不是“国学大师”,其实已经很不重要。
本文发表于2009年7月25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时题为《“国学大师”尊号之是非》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