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长江商报》刊登了乐毅先生的文章《“许昌人”涉及民族大义了吗？》，对我此前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科学研究不必事事关乎“民族大义”》提出质疑，对此我有些话要说。
　　的确，如乐毅所言，在正式新闻报道中无明确涉及民族大义，但可以看出，相关人员先入为主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比如一位专家说：“很多国外学者认为在距今20万年的时候非洲猿人的后裔将北京猿人的后裔灭绝，取代了北京猿人的后裔，现在中国人是非洲人的后裔。而我国的学者则认为我们是从北京猿人一直延续发展下来成为现代人”，可以看出，似乎国籍成了研究的主导因素。
　　而权威的新华网的报道也说：中国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80万年前的蓝田人，20万至7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万至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但这个进化体系却存在着关键缺失——没有距今5万至1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现代人”起源的最关键时期。此次发现的“许昌人”被断代为距今8万至10万年，弥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缺环”。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许昌人”意义的指向、研究的倾向性已经极其明显。
　　因此可以想见，虽然有关“许昌人”的明确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布，但“许昌人”无非是两个结局，其一是证明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其二是不见下文或含糊其词。

 

本文刊登于本文刊登于2008年2月21日《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