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近代以来受到的民族压迫过于沉重，国人急于赶超西方，逐渐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大事小事都习惯抬高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来思考和讨论，不如此便不能彰显某人某事的意义。这样的思想方式当然为我们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过于泛滥，则也容易流于偏狭，在看待一些事情时，容易丧失必要的理性与客观。而科学研究是最需要理性精神、客观态度的领域。民族精神可以成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但如果推而广之，科学研究的目标、过程、结果都由研究者的民族立场来左右，则就是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悲哀了。

    最近有关考古的一则新闻报道，就很让人担心此类“民族大义”会影响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近日，国家文物局向全世界宣布，在河南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距今8万年至10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据称，这一发现将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提供有力的依据。潜台词显然是委婉地否定了有关现代人类起源的“非洲起源说”，进而推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生息、繁衍的，根正苗红。这一研究成果如果最终被国内外学术界承认，认定属实，自然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确为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这一爱国主义命题，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可谓皆大欢喜。

    问题在于，如果此次考古发现的成果，没有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而是证明了“非洲起源说”，其研究是不是就要面临着“不爱国”的指控？事实上，“非洲起源说”虽未成定论，但流布甚广，信者众多，就是因为其有坚实的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的基础，在国内接受此说的学者也不乏其人。那么，因为他们科学上的立场，这些学者的国家信仰和民族感情就要受到质疑？

    显然，在科学研究中掺杂进民族感情，甚至是预设一些与民族感情、民族利益相关的结论，是非常荒唐的。科学最高的价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学规律都是为求真服务，其他一些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科学研究，都极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从而动摇整个科学的基础，使科学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催生大量伪科学的出现。比如，当年斯大林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支持李森科与西方生物学家之间的争论，并给这场争论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已经被认为科学史上的丑闻。而在李森科的把持下，前苏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毫无进展。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凡是最大程度地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科技就越昌明，科学给予社会、民族、国家的回报就越大。而任何急功近利的非科学因素介入得越多越深，科技就越衰微，伪科学就越猖獗，科学研究就不是在造福社会，而是为害社会了。

    本人对于考古与古人类学是外行，但坚决反对在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之前，贸然赋予“许昌人”这一科学发现，诸多科学以外的意义与价值。还是让科学归于科学吧，时下的当务之急，是给研究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心平气和地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是急于证明什么，给研究者不必要的压力。“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是无国界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还是颇具深意的。再者说了，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感情与我们的祖先是否来自非洲关系不大。即使我们的祖先真的来自非洲，我仍然坚信，我是中国人，而不是一个非洲人，我还是深爱我的祖国和民族。

本文发表于2008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