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通讯社《农民首次被确定为我国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对象》、《人民日报》《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制日报》《法雨润神州全力促和谐》分别获消息类、言论类、通讯类一等奖。《华商报》《公安局长钟楼抓砸车贼》、《从高进发被无罪释放看司法进步》、《公安局长150分钟感化劫匪》、《葡萄酒里无葡萄》等4篇作品分别获消息、言论、通讯、图片三等奖。  

附：获奖作品《从高进发被无罪释放看司法进步》全文

从高进发被无罪释放看司法进步

郝建国

（【评论背景说明】高进发是陕西大荔县一个农民，因涉嫌杀人强奸被当地司法机关羁押1000多天，期间两次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但因证据不足，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被法学界称为陕西死刑犯罪“疑罪从无”第一案）

    “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犹烈。不法行为弄脏的是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将污染水源。”培根的这句名言可以从侧面证明高进发以“疑罪从无”被释放的司法意义。

    当然，在控方掌握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官一定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判处被告人有罪，那么就可能冤枉好人；如果宣告他无罪，则极有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

    怎么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能受害者的亲人看到这个判决后会非常失望、伤心甚至愤怒。但是，我们除了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以外，没有什么理由支持“判罪”声。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那么在法庭上，考察“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注意力应该指向什么人群？显然不是法官和检察官群体，而应该是在审判席上的被告人。因为与检察院、法院这样强大的国家机关相比，被告人此时显得十分弱小，不仅调查取证的力量不如前者，而且还在于前者掌握着国家强制权。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在为高进发们说话。因为如果像高进发这样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的人可以被随意判刑，甚至被剥夺生命权，那么明天一些无辜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人”。这种“法律安全”的丧失给无辜者及公众心理造成的副作用，要比一次具体的犯罪还可怕。 

    因此，“疑罪从无”原则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护，而且也是对可能涉讼的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保护。完整的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能够保护无辜。如果过分强调前者，或者忽略了后者，都会使宪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进发被无罪释放无疑是司法进步的一个佐证。                             （原载《华商报》200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