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嬗变很能反映时代的流动，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流行词”在最近这些年就很流行，有好事者每年都会编集过去一年的“十大流行词”之类。记得在早些年，似乎并没有这么多新词语流行，就好像过去大家都穿中山装，清一色，灰的，谁穿出了新花样，那就是奇装异服，“奇装异服”就曾经是一个流行词。现在，看看街上女人的着装，流行的是“小袄套马褂”，小袄在外，向里一道道延长，大到包臀，这是时下的美。搞美术的都知道，历史时期的人物绘画，服装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扯远了。话说回来，过去流行语少，原因大概与消息闭塞有关系，人们看到的只有报纸，听到的只有广播，传播的只有身边事，与世界很有些隔膜，尽管不断地“放眼世界”。而如今，媒体铺天盖地，狂轰不已，不仅有了公共空间，也拓展出了私人空间，更不必说网络联通天涯海角。“网络真是个好东西”，一句大实话。

前些天，从卓越网购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精装，大部头，必须正襟危坐才能读，若是卧在沙发上看，实在是对传主的大不敬，也没法看。由此不仅想，西方人向来喜欢做这种精装书，人家看书大概不像中国人，把在床上看书视作极大的享受，看书，是要坐在桌前，那才叫有板有眼。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是他的好友丁文江及其助手所编，开了《年谱长编》的先河，很为史家看重。这部长达七八十万言的巨著，与陈寅恪的弟子卞僧慧所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书这一次在中华书局同时出版，前者为白话简体字，后者则是白话繁体字。这种怪现象，原来与作者和传主有关。丁文江为梁启超作年谱，梁启超的亲属主张用文言，而丁文江坚持用白话，用他当时的话是“语体文”，丁文江的这种主张得到了胡适的支持，胡适是倡导白话的先师，最终《年谱》以白话行世。而陈寅恪是反对简化汉字的，解放后他寓居岭南，不进京，对简化汉字持不同意见。所以，尽管他的《年谱》面世晚，但仍以繁体字印刷。如果你同时读这两部书，对此不必大惊少怪。

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之“光绪二十四年”，是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的一年，在这年的年谱记载中，对于变法的重要过节有一个大致的脉络，作者引了相关的文献，以及作者的议论。其中一些关键词，凸显了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的景象。这几个关键词，在今天是相当流行，而且是主旋律，即“改革、创新、振兴”。让我们来看看原话。

在废除科举之前，先是废除科考时的八股文，改为试策论。为此朝廷发文，“钦奉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钦此。”请注意，这里的最高指示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到了梁启超那里，他在后来所作《戊戌政变记》中就这样说了：“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梁启超用“改革”二字代替“改弦更张”。丁文江在文中说：“五月十七日有奖励创新的上谕，二十二日有命各省府州县改已有大小书院为中小学堂的上谕”。丁文江使用了“创新”这个词。接下来，丁文江引了来自朝廷的“上谕”：“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这里，“上谕”中有了“振兴”二字。

从以上简单的引述，大致可以窥见，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上至光绪皇帝，下至康有为、梁启超们，都看到了国家“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得不改革，非此不能振兴。

时光荏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十年间，“改革、创新、振兴”一直是流行词，是主旋律。其实，一百年前，当西方文明的潮流浩浩荡荡席卷而来时，梁启超们就迎着潮流而上，不仅创造了这些新概念，并努力实践着。

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一书的序中说过：“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伍德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换言之，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使我们抓住思想变化的痕迹”。《观念史研究》一书，是作者用十年时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观念演变的一部力作，他们用追踪不同历史时期关键词的流行使用统计，推演出了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演变的脉络，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演变不可多得的好书。

又一个兔年的春节将至，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念念不忘“创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