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卖淫案进行宣判，十余人被依法处理，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在被刑事处罚的７人中，有５人案发时未满１８岁；而在三名受害者中有两人未满１４岁，一人刚满１４岁。

原本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如今却被胁迫卖淫，原本这个时候应该在校园里寒窗苦读，却早早辍学，长年混迹于歌厅等场所，小小年纪就扮演着“皮条客”的角色，原本是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却被欲望驱使，花钱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起“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卖淫案”，几乎从每一个层面都突破法律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

一点都不意外，此案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大多是留守儿童。实际上，这几乎就是此类案件的标配。未成年人年纪小，自我保护能力弱，对外界事物也缺乏认知能力，这极易使她们成为被侵害的对象。而父母长年不在身边，亲情以及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也会导致她们防范风险能力的低下，尤其是遇到危险后，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乖乖就范，沦为待宰的羔羊。

留守儿童的另一重风险在于，由于长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过早地学会了独立生存，精神上很容易荒漠化，一旦沾染上社会不良风气，就可能误入歧途。此案中，几名引诱、胁迫未成人卖淫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也都是留守的未成年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雨果说，“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在此得到了残酷的印证。若非在求学的年纪早早走入社会，他们的人生是不是另一种样子？

未成年人强迫未成年人卖淫，是一种典型的“弱弱相侵”。就当下而言，恐怕再找不到比留守儿童再加弱势的群体，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们其实都是最缺乏资源的一个群体，在受尽歧视与冷漠之后，他们会产生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态，同样以冷漠对待这个社会，“弱者抽刀向弱者”的事情，并非偶然。

全面范围内而言，留守儿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仅以湖南慈利这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县为例，数据显示，今年８月慈利县完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全县１６周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１６９７７人。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当地政府有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救济和帮扶机制？即便有，效果也难称理想，不然也不会有留守儿童辍学，以及留守儿童遭到性侵之后不知向谁倾诉。问题恰恰就在于这里，对于留守儿童，地方政府往往是只有摸底排查，而无进一步的制度跟进，表面看工作是做了，但其实流于表层，形同虚设。留守儿童易受侵害，实际上也折射监管之孱弱。

置于涉留守儿童案件频发、高发的背景下，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失学、辍学。学校要切实担起责任来，不让任何一名留守儿童失学。二是像慈利这样的劳务输出地，有必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对留守儿童实行精细化救助，比如心理疏导、困难帮扶、开设维权通道等等。只有把工作做扎实了，留守儿童才不是悲伤和弱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