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43岁的滴滴女司机谭某，通过网络约车在西北部客运站拉客时，被昆明市交通运输局稽查人员当场逮住，依据手机上的滴滴接单记录，认定她属于“非法营运”，暂扣了车辆，并给她开出了20000元的罚单。事后，谭女士向呈贡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对她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6月2日，此案已经正式被法院立案受理。据悉，此案系云南省第一起因滴滴快车而引发的维权诉讼。（《春城晚报》6月7日）

    在此次针对非法营运车辆的集中整治行动中，被查扣滴滴车一共有274辆，车主们分别被处以1万5千元到2万元的罚款，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因此引发了从市民到舆论的广泛质疑。作为其中一员，谭女士向做出该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诉讼，是其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谭女士的一纸诉状，也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审视此次执法行动的契机。

    有必要提出的是，对于一项行政处罚决定，行政相对人即便不认同，也应予以尊重。因而，通过法律的途径与行政机关展开博弈，以说理的方式发表不同意见、据理力争，是表达个人权利诉求的最好也最有效的方式。

    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查扣的非法营运车辆，当时都是在进行非法运营，处罚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程序也是合法规范的，并不存在违法处罚的行为。这一说法并无问题，换言之，如果仅仅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讨论此案，必将进入一个死胡同，谭女士也几乎必输无疑。

    问题在于，行政处罚不同于法律判决，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除了要满足合法性，还必须符合合理性的要求。从合理性的角度说，和大多数专车司机一样，谭女士只是利用闲暇之余开私家车跑单，一来打发时间，二是赚点外快，不仅所得极为有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责罚对等的原则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应适用，执法部门动辄处以高达2万元的罚款，显然超出了必要限度，有过度执法之嫌，与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原则背道而驰。

    谭女士还提到，自己通过滴滴平台拉客，属于违法行为。那么，滴滴公司为何存在？要处罚怎么不处罚滴滴公司，为何偏要处罚滴滴司机。这一质疑，直击查扣滴滴专车的要害。没有滴滴专业平台，就没有滴滴专车，如果专车违法，滴滴平台肯定也违法，且性质更为严重。只罚专业而不罚平台，说明执法部门在实行两种标准，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更要看到，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执法行为，都应该给人以合理的预期，以便对自己的行为尺度做出判断。滴滴公司和滴滴专车都存在了很长时间，执法部门都未有明确表态，实际上等于默认了其合法性，如今突然出手打击，很难不让人产生“钓鱼执法”的想法。

    专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确实面临诸多问题。相关法律的滞后是一方面，如何定位又是一方面。希望通过这样一起有代表性的个案，方方面面能够坐下来讲讲道理，许专车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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