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黑龙江绥化肇东市的部分中小学老师停止教学向政府“讨薪”。当地老师反映，他们的待遇太低，和周围其他县市的工资相差1000多块钱，同时住房公积金也存在补贴不到位的情况。对此，肇东市委书记赵胜利到现场协调处理，劝老师回校上课，并对政策执行有一些偏差表示抱歉。（人民网11月19日）

尽管在此期间，教师们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措施，譬如部分教师留守，防止学生出现意外，让学生上自习或做练习，以及向家长发出“道歉信”，等等，但教师集体罢课对当地教学秩序以及教学工作仍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若放长远来看，此次罢课风波对于学生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师、如何看待教师这一职业，也将产生极其微妙的影响。在这起纠纷中，没有人是获益者，而学生则成了最无辜、受伤害最大的牺牲品。

教师“罢课”维权，从本质上说与农民工爬上高楼讨薪一样，都是以一种最极端、最绝决的方式来表达权利诉求，堪称“赌博式维权”，只是农民工赌上的是自己的生命，而教师们赌上的是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荣誉，无论如何，显然都不应该被社会所认同。但吊诡的现实是，恰恰是这种极端的维权方式，却往往看上去最有效果。

罢课之前，当地教师曾通过联名信的方式向当地政府部门表达诉求，并选出教师代表与当地人事局领导进行谈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教师反映的问题，是教师对上级政策和肇东市的执行政策情况不了解”，最终引发了当地教师的集体罢课。然而在罢课之后，肇东市委、市政府和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市委书记赵胜利亲自表态“以前在执行政策中有一些偏差的地方，我们向各位老师表示抱歉”。

从“教师不了解”，到“执行有偏差”，政府态度的前后反差，显然与“罢课”所带来的围观效应和舆论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是，这究竟是教师“罢课”的“阶段性”胜利，还是教师群体的最大权利悲哀？理性的维权不受重视，而非理性的维权却反倒立竿见影地收到了效果，如果教师们必须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才能达成权利诉求，这样的维权成本未必太大。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究竟是立足于解决教师们反映的问题，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尽快平息事件，消除负面影响上？若是后者，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引发“复制效应”。

就事论事，此次“罢课”事件，真的只是“执行政策有偏差”吗？和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的教师的收入水平整体不高，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但教师的收入应与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水平相同步，应是最起码的共识和底线。肇东市作为全国百强县，教师的收入却比贫困县低一千元左右，比周边县市也低了400多元，这显然是不正常的。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执行偏差”导致的？既然有偏差，为什么对教师反映的问题不能积极地去协商和解决，而非得逼着教师们“罢课”维权？

教师集体“罢课”维权，说到底仍是一种“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维权思维。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但发生在教师这个最受尊敬、也应该最具理性的职业群体身上，则尤其让人心寒。这其实表明，如果权利不被尊重，诉求表达得不到制度性的回应和解决，每一个群体都会成为弱势者，也最终都会将心中的不满和怨气以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你是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还是站在三尺讲台的教师，都毫无尊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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