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主办的2014年全市居家养老服务组织负责人培训班上获悉，南京将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方式，其中，“家属照料型”模式让人感觉很新鲜，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床不起的父母公婆，政府也可以给其发月工资。（《现代快报》10月13日）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南京即将推行的“家属照料型”养老模式，不可避免地面对这样的疑问：“照顾自己的父母，政府为何还要给发工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理解。一般而言，父母养老仍然是子女的责任，但对于那些经济困难、无力养老的家庭而言，养老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理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加以兜底性的救济，这是社会文明的表现。

报道中也明确，这一新政的覆盖人群包括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的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70周岁及以上的计生特扶老人及百岁老人等五类老人。从严格限定的适用人群看，“家属照料型”养老模式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一种特殊政策，而非面向所有人的普适性政策。

换个角度看，“家属照料型”养老模式的养老主体其实是政府，而不是老人的子女，子女只是政府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而聘请的家政员工。这一角色的变化，凸显出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家庭式养老向社会化养老的一种转型。在养老问题越来突出的今天，这一制度探索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全国GDP达56.8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财政资金日益丰沛，理应还富于民。另一方面，中国正快步迈进老龄化社会，养老形势力越发严峻。更重要的是，由于地区和城乡差距，当然也由于家庭个体差异，相当比例的老人处于经济困难、老无所养的状态。在此语境下，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起一部分养老责任，以实现公民有尊严地老去。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兼具公平与效率。从公平的角度说，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专业人才，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譬如在很多地方，养老院的床位极其紧缺，能够住进养老院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再以南京为例，现有120多万老人，98%是居家养老，约需居家养老护理员4.3万人，而目前全市持证上岗的专(兼)职养老护理员只有3000人，养老护理员缺口达4万人。说到底，这是由于公共资金投入不足、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所致。面对这一历史欠账，政府有责任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及时填补“窟窿”。

从效率的角度说，政府通过购买养老公共服务，把自己承担的养老责任交给社会和市场来完成，能够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共资金的高效使用，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以南京养老新政为例，直接聘用老人的子女，一方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养老质量，降低养老成本，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老人希望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心愿，符合中国人的养老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居家型养老，从而缓解公共投入不足的困境，减轻社会负担，于家庭和政府是双赢之举。可以说，这是一种在现实条件下比较理想的一种养老模式。

从具体操作看，“家属照料型”养老模式无疑还有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就是补贴力度太小。按照规定，子女儿媳愿意在家照顾这五类老人，每月可领取政府发给的300元（照顾半失能老人）或者400元（照顾失能老人）的“补助工资”。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看，3、4百元的工资，显然不足以让子女放弃外出工作的机会，安心在家照顾老人。事实上，既然是政府购买的一项公共服务，就应该按市场规律来办事，让在家照顾老人的子女享受一般家务人员的工资水平。

http://news.163.com/14/1013/04/A8DLEOKK00014Q4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