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子戴假发，来自南充的32岁王海林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王海林称，前日短短一天，全国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银行卡里汇了41万元。然而，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济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成都商报》10月12日）

故事的前半段很美好，而故事的后半段却相当糟糕。明明在成都就可以做配型检查，王海林为何要远赴济南？声称一天内就收到捐款41万元，却为何不把钱留给家人方便使用，并且拒绝公布捐款数额？某种意义上说，王海林当初受到的关注有多大，这个时候遭遇的质疑声就有多强烈。因为每一个待解的疑问，实际上都是对公众爱心的伤害和民间慈善的透支。

从法律角度说，王海林与捐款人之间形成的是无偿赠予关系，他当然没有向他人公布捐未数额和如何使用的义务，但在道德层面，他既然接受了高达41万元的爱心捐款，就应该给社会大众一个明确的交待。现实中，虽然绝大多数受捐人都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主动公布捐款式数额，以便在满足需要的时候将多余的捐款转赠给他人，但也不乏利用社会爱心进行欺诈的人，对此不能不防。公众的爱以捐款虽然是无条件的，但并不意味受捐者不需要受到社会的监督。这是爱心得以传递、民间慈善得以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也正因为缺乏强制性的约束，相比于法律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更有被遵守和执行的必要性。人们凭什么给王海林捐款？当然不会是因为他“易装救女”的举动更吸引人，而是因为同情和信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弥足珍贵，但同时也非常脆弱，一旦人们发现这种信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就会无限放大，道德成本也会随之水涨船高。这种风险，一方面指向王海林一家人会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本来很正当的求助行为会被反复审视和讨论，对需要救助的孩子形成二度伤害，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再次遇到类似事件时，会犹豫会观望，而当献爱心变成一种权衡甚至算计的时候，民间慈善也就再次走进了“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困境。

没有证据表明王海林如一些网友所猜测的那样“是个骗子”，“携款潜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令人不解的行踪以及拒不公布捐款数额的举动，已经对爱心“水源”形成了污染和破坏。在社会救助体系还不够健全以及公办慈善公信力不高的现实下，类似于街头捐款这种自发性的民间慈善行为仍是很多遭遇不幸的家庭摆脱绝境的唯一选择。如果人人都只享受道德的权利而不懂得履行道德的义务，都抱着一种“只要我的问题解决哪管他人死活”的狭隘自私的心态，那么社会爱心终有一天会枯萎，民间慈善也不可避免地会走上绝路。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法律上如此，道德上也一样。有必要厘清关于慈善的两种误区：一是借慈善的名义践踏别人的隐私。这样的场景我们屡见不鲜：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一旦接受了社会捐助，就仿佛成了舆论上的弱者，各个媒体蜂拥而至，不断地采访，让人疲惫不堪，稍有不配合，便会被认为“过河拆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得被救助者毫无尊严可言。另一种就是过于放大隐私权的范围，自我保护过度。以此事为例，捐款数额其实属于公共信息，与个人隐私毫无关系，理应向社会主动公布。从慈善的角度说，受捐人和捐款人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建立在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戒备的基础上。

http://news.sina.com.cn/s/2014-10-12/0441309769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