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王胜利是驻马店市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村人。2005年起，以王胜利为首的盗窃团伙就将偷窃目标锁定为政府机关办公楼。驻马店市现辖9县3区，王胜利团伙至少盗窃过其中5个县的多名县处级官员。2012年底，该盗窃团伙被抓获后，却因为警方和被偷窃官员各有“软肋”，令简单的盗窃案衍生出一系列的生态链。（《新京报》9月11日）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精彩、更荒诞，在这起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小偷专偷政府官员，本来属于高风险的勾当，却因官员多未报警，而长期逍遥法外；县委书记家中被盗百万巨款，非但无意追回，反而是数次向公安局长施压，迫使其将盗窃金额从100万改为6040元；警察抓小偷乃是正义之举，没想到暗地里涉嫌瓜分赃款赃物……谁是兵谁是匪，谁是官谁是民？角色之混乱，让人瞬间凌乱。

尽管案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叫人拍案惊奇，但细细品味，却又都在情理之中，甚至是事情发展的必然逻辑。小偷偷官员，官员向警察施压，警察又诱使小偷改口供，三者之间因为互有把柄互相牵制，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封闭关系，彼此之间既相互胁迫又相互利用。只有三者达到攻守同盟，结成利益共同体，才能实现共赢，但凡有一方跳出这个利益链，则会导致满盘皆输。任何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样的默契当然很容易达成。所以不难发现，尽管三方都在干着违法犯罪的事，但至少在这起盗窃案中，他们其实都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这起案件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大抵类似，却为何没有掉进“囚徒困境”，反而突破了困境，实现了共赢？原因即在于，在基本相同的场景中，由于信息是完全畅通的，“囚徒”们对自己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有着充分的预期，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对个人和对“团体”都有利的选择。据媒体报道，王胜利团伙被擒获后，当参与审讯的警察得知县委书记赵兴华也被盗巨款后，当地警方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和赵取得联系。而在赵的施压下，警方又在第一时间暗示王胜利修改口供。

小偷反腐，情妇反腐，官员内讧反腐，往往会让公众莫名亢奋，但其实人人都知道，此种另类反腐终究是靠不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另类反腐只具个案价值，没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事实上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中，整个权力体系缺乏必要的制衡，以至于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权力掌控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恰恰是官场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资本。

县委书记掌握了公安局长曾经买官的事实，既不举报也不调查，暗藏的是一种“奇货可居”的心态，果然，公安局长投桃报李，第一时间将“县委书记家中被盗百万”这个明显是腐败线索的信息告知了县委书记。在这其中，县委书记是不受约束的，公安局长也是不受约束的，约束他们的只有关系和人情，谁掌握的信息多，谁就是笑到最后的人。在这场交易中，“小偷反腐”只是微不足道的花絮，甚至是巩固和增进官员与官员之间友情的催化剂。

权力腐败从来不是个别的现象，背后一定伴随着一个地方权力生态的整体性沦陷。也因此，反腐败既要加强对官员个体的监督和约束，同时也要注重对权力体系的结构性治理。譬如，公检法及纪委、监察部门，既是权力监督机构，又身处权力体系之中，如何保障他们的独立性，如何切割他们与权力尤其是一把手之间的利益关联，杜绝彼此之间的信息往来？这既需要精准的职能定位，也需要明确权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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