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当下的医疗行业，以及日渐剑拔驽张的医患关系，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基本上都走的是“高大上”的路子，习惯于从一个宏观阔大的角度来展开讨论。譬如，医疗体制改革该走向何方，是坚持公益化原则毫不动摇，还是适当放开一些市场化领域，两者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把握？再譬如，医患纠纷该如何缓解，根源又在哪里？是医护人员这个群体整体职业操守和责任感的严重下滑，还是患者缺乏理性，过度维权所致，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涉及道德、制度与法律，不能说没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但由于缺少对“何谓医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定位医生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从而使得整个讨论变得杂乱无章，似乎永远也达不成社会共识。

何谓医者？这个问题太好回答。医者，仁也。他们妙手仁心，救死扶伤。他们是白衣天使，是生命的守护神。然而这个问题又太难回答。在绝大多数有关医疗行业的公共事件中，医生群体却又是另外一副样子，他们时而手拿盾牌、头顶钢盔，弱势如严重缺乏自我保护的社会最底层，时而又开出天价医药费、伸手向患者讨要红包，强势得让人生畏。医生，似乎总以一个负面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

事实上，有两种医生形象，一种存在于观念和期待中，一种存在于不断被复制和强化的个案里，前者被过度美化与神化，也被寄予了过高的职业期待和道德期待，以至于人们总会固执地认为，医生就该手到病除，永远春风满面，而后者又被片面化和标签化解读，很多时候一起偶发的个案就会让整个医生群体都陷入千夫所指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上的两极分化还在不断扩大之中，理想与现实呈现剧烈的反差，医患之间才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突与对立。

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医生形象？当然都不是。日前，国内首部反映医生真实生存状况的五集系列纪录片《医》在上海正式与观众见面。该片是由跨媒体平台凤凰网与飞利浦集团共同拍摄完成，并选择在北京、上海和沈阳这些病人最为集中的城市的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取景，片中的主人公也来自于急诊、儿科、心外等每天承载着成百上千看病压力的科室。与以往大所不同，该纪录片并没有迎合社会大众对于医疗服务潜在的不满或批判态度，而是以客观、真实、求真的立场，走进了医疗一线辛劳苦累的医护群体，全实时地反映了医护人员高强度、超压力的工作环境和疲惫不堪的生存状态。该系列纪录片所试图表达和解读的，其实就是“何谓医者”这个问题。

何谓医者？当然不否认医生群体中有害群之马，但毕竟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医生其实都是普通人，医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为了一个病人可以随访8年之久，也有挥之不去的困惑与烦恼，譬如“大多数病根本无法医治，我们能做的仅仅给予更好的关怀”，他们看似拥有话语权，但更多的时候是无法为外人道的无奈，每个医生每天都接诊超过300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有用上几分钟，他们还要面对各自的租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

还原为普通的职业、普通的人，走进医生职业群体的另一面，将心比心地从更人性更本质的角度去打量这一群体，我们才能发现，无论是过高的道德期待，还是过于偏激的医德拷问，实际都会走向解决问题的反面，甚至不得不说，医疗纠纷矛盾的激化，医患关系的紧张，乃至于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我们过于片面过于狭隘地看待医生这个职业和这个群体。

医生的天职在于治病救人，这一点永远没错，但仅仅停留于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前不久，有一项民意调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调查称，有近八成的医成反对子女从医。这并非矫情，而是缺乏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尊严的直接体现。

医疗资源供需不平衡，公共福利程度低，以及整个医疗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和完善，这都是看得见的事实，而身处行业链最底层的一线医护工作者，则往往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和最直接的伤害，他们既是体制弊端的埋单者，事实上也是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良性的激励机制，医生群体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个人的事业前景也无法预期。救死扶伤，医治好病人，乃是医生工作价值的最好体现，但在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医生的职业评价体现却是僵化和单向度的，要想体制内获得发展，不得不在工作之余，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评职称、写论文、各种考试上。而另一方面，每每发生医患纠纷，一线医生又往往要直接面对患者，中间缺乏一个必要的缓冲地带，和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问题解决机制。这就意味着一旦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情绪激化，医生就会成为唯一责任人和最终的牺牲品。

“何谓医者”，这个问题不仅问给公众与媒体，也指向了行业主管部门。空洞地呼吁医生要“救死扶伤”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更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改进管理体制，让“救死扶伤”的成本降低，成为医生的一种职业本能和职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