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销售指标”、“精神病指标”、“结扎流产指标”……近年来各地频现“雷人指标”。这些指标本身设置就多不合理，还通过层层摊派，加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导致下级不惜造假穷于应付、依上级行政不依法行政等”。（《新京报》11月4日）

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票否决原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突出特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凸显行政效率，即我们俗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行政事务繁杂，如果有一项完成不了，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又有失公平。因此，一票否决原则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制度效应，关键在于指标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从现实来看，无疑令人失望。据悉，官员“一票否决制”在我国已实行了30多年，在这相对漫长的制度演进过程中，“一票否决制”不仅没有变得更加成熟和高效，反而逐步退化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筐”。“烟酒销售指标”、“精神病指标”、“结扎流产指标”……这些随意设置甚至任性而为的指标，既伤害了政府权威和公信力，也严重扭曲了权力生态。

术业有专攻。在政府部门中，无论是技术性人员还是事务性人员，都有其特定的专业领域和擅长的工作，也因此，政府机构才有必要分门别类。你让一个管文化教育的官员去管计划生育，一个管计划生育的去管招商引资，结果肯定不理想。然而在“一票否决制”下，那些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的官员无疑会处于竞争的劣势，而那些善于拉帮结派的“万金油”式的官员则更容易脱颖而出。

这样一种官场逆淘汰，必然带来两种恶果。一是权力滥用。譬如，2009年，东莞市的“一票否决”，共计14项，11项为阶段性重点任务。这十多项“一票否决”指标就像是十多道“紧箍咒”，直接关系到基层官员的切身利益。在此困境下，基层官员只能是有条件完成得完成，没有条件完成创造条件也得完成，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权力越位乃至行政违法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暴力拆迁、强制大月份引产、拦访截访，其实都有“一票否决”的一份“功劳”。

二是降低行政效能。既然干得好不如干得巧，唯下不如唯上，那么谁还有心思做好本职工作，谁还在意给不给民众好脸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票否决制”下，弄虚作假、巧言令色之风渐长。

“一票否决制”的滥用，根源在于权力垄断。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统计显示，我国地方官员任期很多不超过3年。官员为了出政绩，往往专注见效快的指标，“经常是根据会议决定和领导讲话，随意性较大”，而在问责上，则常常避重就轻，譬如一位环保部官员表示，过去这些年中，环保领域的一票否决在地方未落到实处。换言之，“一票否决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场权术，上级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实现对下级的人治。上级或者地方一把手垄断了绝对的话语权，下级只有听命服从的份，这意味着权力监督的缺席，也为权力腐败创造了条件。地方热衷于搞“一票否决”，这恐怕才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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