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在2011年透露中国将首度登记管理“裸官”，这两年来，每逢两会，都会有记者追问马馼“中国统计出来的‘裸官’数量究竟是多少”。2012年，马馼“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的回答曾一度引发各方热议。今天面对记者又一次的相关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依旧表示“提供不出来”。对此，她解释说，“裸官”是一个涉及到干部管理层面的问题，中国的“裸官”具体有多少应该向组织部门了解。（中国新闻网3月4日）

早在2011年，我国便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2012年政协会议开幕时，马馼曾透露，此前已进行了两次官员重大事项的报告，在第一次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汇总和评估。特别是关于“裸官”问题，官员们在第二次申报中都已经非常认真对待了，也有了详细汇总。确如马馼所说，“官员重大事项的公开公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从技术角度说，“裸官”数据的调查和统计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难题，在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裸官”数据历时两年之久仍是一个谜，确实让公众感到疑惑不解。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治理“裸官”现象也已经进入了制度化的轨道。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制度上不断健全和完善，但公众和舆论仍然纠结于“裸官数量究竟是多少”这个浅层次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治理“裸官”还未达到公众的期望，至少在信息公开方面，相关部门做得还不尽如人意。

对于马馼局长“提供不出来”的回答，舆论普遍解读为“不是不能，而是因为数据较为敏感不便提供”。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把子女亲属送出国外生活，是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官员也不例外，因此，“裸官”和腐败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但无法否认，“裸官”确属腐败易发、高发群体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实中“裸官”数量的多少，是评价政府公信力以及反腐成效，进而影响民众反腐信心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裸官”数量的确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数据。

但是敏感的数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公开，更不代表公开出来就一定是件坏事情。“裸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不会因为公开与否而有所增减，于治理“裸官”以及反腐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至于说到公开相关数据可能对公众心理造成冲击，更是多虑了。事实上，尽管没有公开，但民间早已有了关于“裸官”数量的各种版本。譬如有专家就曾说，我国目前的“裸官”有118万。这个未经证实的数据足够惊悚，且广为传播，却未见公众有什么“不良反应”。说到底，民众的反腐信心来自于制度和力度，而非“裸官”和腐败官员的多少。

公开“裸官”数据，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是一种责任。因为既然治理“裸官”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工作内容，那么相关部门有义务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否则公民无从评价监管部门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而对公众而言，公开“裸官”数量则是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监督权力监督官员的权利，官员裸没裸，家庭财产情况如何，子女就业情况如何，这些与权力的运行密切相关的信息，就是权利的载体，没有具体的内容，知情权就无从谈起。而无论是责任的履行，还是权利的实现，最终都体现为反腐的决心。公开“裸官”数据，或许会面子过不去，或许会招致公众的一些非议，但也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一往无前的决心和魄力，传递出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