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慈善立法势在必行。在解释“慈善立法”的概念时，周森举例说，“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他的说法，遭到了众多慈善界人士的反对，慈善应该自愿，强制性的“慈善”不可取。（《广州日报》3月5日）

“扣工资做慈善”遭到一边倒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实属意料之中的事情。批驳这个建议本身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许多人更在意的是，慈善立法何以能与“强捐”等同？门外汉随口说说也就罢了，做为慈善事业的专业人士，周森先生何以不明白，“强捐”是对善心的一种绑架，这对慈善事业的本意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不是周森不明白，而是因为他身在体制中，太明白当下慈善是怎么一回事，才会出此下策。事实上，在周森的表述中，比“立法强捐”更雷人也更有讨论价值的一句话是，“一个慈善立法可以把慈善事业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当下慈善事业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法律和制度上的，有形象和宣传上，也有操作和意识上的，这方方面面的问题涉及很多领域，显然不是简单粗暴的“立法强捐”就能解决的。然而站在一个官办慈善组织高层领导的角度，此举又未必不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实话”。

对公众而言，当下慈善最大的问题是公信力不足，而对管理者而言，最大问题则很实在，即捐款额的持续下滑。自“郭美美事件”以及一系列的慈善丑闻以来，公办慈善机构的社会信任度降至冰点，社会捐捐严重缩水，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零捐款”。此情此景，倒逼慈善机构做出了一些形象和制度上的改进。显而易见，“立法强捐”论的出现，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或许在周森看来，一旦立法实施“强捐”，将迅速缓解捐款不足的问题，从而证明慈善组织依然“运转良好”，慈善事业依然“成效显著”，当然也就不需要再去搞什么费力不讨好的形象公关和制度创新。管你什么“郭美美”，管你最大的丑闻，完全都可以置之不理，这不岂就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在其位谋其职，身为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的相关利益者角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立场，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强捐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所隐含的功利思维和权力思维，却不得不让人担忧。事实上，中国慈善事业沦落至今日这种不被公众所信任的境地，何尝不是因为“钱能解决一切”以及政府的高度管制所造成的？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民间慈善被高企的门槛拒之门外，官办慈善垄断了慈善市场。这种垄断性，反过来又强化了慈善机构“摆平问题”的能力。这种封闭式的慈善体制，不仅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也使慈善机构本身失去了自我审视和自我改进的压力和动力。

“强捐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确实说明慈善立法的迫切性，不过立法的约束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恰恰是像周森这样的慈善管理者和其所任职的官办慈善机构。慈善事业要想健全发展，需要从“强捐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转换为“解决所有问题公众才会捐款”，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0719264292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