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公安机关将大力推进交通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新京报》12月4日）

今年12月2日是我国首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为“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与此遥相呼应的是，此前不久，一则名为“凑够一撮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的微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共鸣，引发国人大讨论。置身于“平均每天2.6人死于闯灯，86人死于越线”的背景下，提升国人的交通守法意识，杜绝“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显然不是一个应景的话题。

现实而言，我们对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并不缺少治理手段，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治理手段的效果并不明显。颇为讽刺的是，很多人既是“中国式过马路”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参与者。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式过马路”并不是一个认知问题，破解这个困局，需要寻求介入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思路。

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相挂钩，即是这样一种治理思路，我们可以谓之为一种社会化管理，其主旨即契约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仅相互享有不受干涉的个人自由，而且负有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得凌架于他人、社会之上的义务，如此，社会才能有序运转，个体的分散的自由才不致于相互发生抵触。所谓中国式过马路，所谓中国式排队，很多时候其实都与素质无关，而与我们契约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相挂钩，就是契约精神的具体形式。

社会是如此复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治理起来极为不易。很多时候，光靠法律和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以闯红灯为例，法律意义上的罚款等治理措施，固然刚性而严厉，但常常会因为“一次性消费”而起不到教育意义，更因为“法不责众”难以获得认同感，久而久之甚至会引起民众的逆反心理。至于道德劝诫，正如人们所分析的，“中国式过马路”一则源于从众心理，一则源于规则意识的缺乏，简而言之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道德劝诫等同于说教，显得极为苍白。而契约，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弹性的治理思路。具体而言，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挂钩，本质上就是一种量化管理，违法记录越多，信用就透支的越多，这既体现了“违法必究”的刚性一面，又不像罚款那样简单粗暴，既留出了知错就改的空间，又比道德批判更具指向性，从而达到了某种平衡。而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无处不在某种契约之中。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素养，规则意识，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契约精神驯化的产物。当契约精神真正树立起来，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时，那么闯不闯红灯，就不再是一种难以抉择的道德考题，而近乎于一种本能。需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被管理者，我们的管理者同样需要契约精神。不久前，同济大学课题组通过实地研究证明，中国路口行人等待红灯的心理极限是90秒，超过这一极限，则红绿灯便形同虚设。而中国式红绿灯时长，大约在100秒甚至120秒。而德国行人的忍耐时间限度是60秒，英国行人忍耐限度更低至45秒。相比之下，中国行人已经算是“能忍族”。可见，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也是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之一。只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方有我们的“马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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