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安是高安市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因退回车祸患者家属的500元红包，被误以为得了肇事车主的好处。医生鉴于伤者已治愈，给出“可以考虑出院了”的建议加剧了这种猜疑。而在医生按照正常医疗规程，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药并嘱咐病人出院后，患者的两名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住医生，将其头打破。（《新法制报》7月25日）

在治疗过程中，单人安医生对患者非常关心，受到患者的好评。此后，单医生又婉拒了患者家属为表示感谢而送上的500元红包。然而，就是这样一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可挑剔的好医生，却遭到了患者家属的殴打。又一场“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令围观者发出阵阵叹息。

从纯道德角度看，单医生的遭遇无疑是匪夷所思的，然而放置于现实语境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陌生。一方面，当下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信息不透明，尤其是约束机制尚未有效形成，诸如医生收红包之类的行业陋习还相对普遍。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患者产生了一种“花钱买平安”的从众心理，甚至是“不收钱就不会好好治”的恶意揣测。

可以说，“拒收红包被打”事件不仅对单医生个人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对当下的医患关系也会起到一种非常负面的效应。譬如增加了医务工作者的不安全感，进而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再譬如，挫伤了一些医务工作者对改善医患关系的积极性，甚至对其职业道德产生怀疑。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会不会传递交出这样一种道德错觉：既然患者根本不相信医生的道德操守，好心拒收红包还被打，那还不如收下红包，患者放心，医生也得利，何乐而不为？事实上，这恐怕也是许多医生在收红包时的一种道德自慰。

这样的担心显然不是杞人忧天。“彭宇案”后，很多人就因为所谓的道德风险，而放弃对他人施救，“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病态的直接后果。我想说的是，“拒收红包被打”固然令人心寒，但因此而推导出“好人难做”，甚至“收红包有理”，那无疑是一种道德撒娇。

现实中，确实不乏“做好事反被论”的事情，但这毕竟只有极少数，也正因为是极少数才会有新闻点而被媒体关注，进而放大。就医生收红包现象而言，我无法断言现实中存在多大的比例，但至少可以肯定，“拒收红包被打”是极其罕见的。从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单医生之所以被打，源于患者家属“误以为他得了肇事车主的好处”，有一定的偶然性。单医生被打，不所有拒收红包的医生都会被打，简单地将个体事件上升为社会现象，要么妖魔化医生，要么妖魔化患者，这对于重建我们的医患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的医患关系之所以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单的说教当然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从这起事件中该有怎样的反思。“拒收红包被打”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价值，它至少表明在医疗行业重象丛生的现实下，仍然有一些像单人安这样的普通医务工作者在默默地坚守着职业道德和操守。对于这样的好医生，不仅要有同情和理解，更应有制度性的保护和补偿机制。目前单医生的医药费由医院“暂时垫付”，事实上医院包括主管部门难道上就不能出台一条规定，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应该由医院承担，并且对这种行为大力嘉奖，以鼓励医生从善如流？还要看到，由于患者处于信息弱势，对医疗流程缺乏了解，也增加误会的可能性，如果医院能够加大医疗透明度，尽可能地满足患者的信息需求，是不是也能最大限度地消解不信任，避免这样的冲突？

任何时候，收红包都是不道德的。“拒收红包被打”并不表明医生收红包“存在即合理”，而恰恰说明对收红包进行治理和打击迫在眉睫。因为在一个不规范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环境下，谁都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