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暴雨时，北京房山北营村的赵先生先后救出多人。随后，与赵先生同院的灾民被安排住进救灾帐篷。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赵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到北车营村务工，至今已有将近20年。（《京华时报》7月26日）
    赵先生来京务工已经将近20年，这期间应该无数次地体会到“不是北京人”的酸楚。然而，恐怕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更令他刻骨铭心。冒着危险从暴雨中救出数人的义举，与此后因为不是北京人而全家栖身邻居卡车中的悲凉，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官方和媒体，都在强调“北京精神”，这俨然已经成为北京的一种文化符号。在此次北京暴雨灾情中，除了赵先生，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打工者，普普通通的司机，以及在微博上关注灾情，积极转发各种求救信息，参与救助的无数网友，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北京人，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奉献精神，以及传递出的守望相助和人性关怀，毫无疑问是“北京精神”最为生动的诠释。然而在振奋人心的“北京精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番景象：在森严的户籍壁垒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连救灾物资都分内外之别，体制的傲慢，资源分配的不公，以及根深蒂固的地域优越感，又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人们，这似乎才是北京最具地方特色的标签。
    救灾物资应该如何发放，我想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要说赵先生是名“救人英雄”，就算他什么也没干，作为受灾民众，他和他的家人也应是政府救助的对象，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是最起码的道义责任。但是由于不是本村人，也即没有一纸北京户口，赵先生一家无法领取救灾物资。赵先生一家的遭遇，其实也是千千万万生活在北京但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的最残酷的写照：很多时候，他们只有义务，而无法享受相应的权利，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以物理意义而非社会意义上的人存在。
    悲哀的是，尽管赵先生一家的遭遇在网络上引起了舆论巨大的反响，也收获得了无数网友的同情，但我们却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必然，甚至我们都很难去指责，村里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不对。因为户籍壁垒的存在，权利差异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过是现行制度的忠实执行者，按部就班地完成着上级交代的任务。我们可以说他们形式主义，也可以说他们冷漠无情，但无法要求他们超级职权行事。这是外地人无法逾越的权利之槛，也是以个体之力所不能开启的制度之门。
    该问的是，为什么制度总比人性冷漠？人们常说，制度比人性靠谱，因为制度是刚性的，人性是善变的。人们还说，制度应当引导人性向善。在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赵先生带领妻儿脱险后，完全不必再冒着未知的风险去救别人，即便如此，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只能解释，这是一种不计得失的人性本能。然而我们的制度呢？为什么失去了这种本能，甚至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有具备这种本能？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户籍因素而被撕裂成如此不堪的情境，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制度之恶，但须明确，任何制度，其实都是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