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各地政府将根据自己情况决定实现允许异地高考的最后实现年限。（新华网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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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扰外来务工人员的诸多现实问题中，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恐怕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在长久的争议与期待中，这个事关社会公平的问题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今年年底前，各地将给出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异地高考将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现在欢呼似乎还为时过早。其一，放开异地高考的最后年限将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这表明异地高考的改革还未正式启动，改革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各地政府的手中，其二，异地高考的核心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杜玉波称，“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不客气地说，副部长的这一表态，实际上又回到了异地高考的起点：不影响京沪考生的权益。怎么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

放开异地高考，不是“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对任何人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帕累托改进，而是一种利益此消彼涨的“零和”式改革。更直白点说，放开异地高考，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资源的有效流转和合理分配，谋求更大的一种社会公平。道理很简单，教育资源就这么多，考生人数又是相对稳定的，没有人愿意付出，也就没有人可以获得，异地高考将永远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放开异地高考，除了切实解决随迁子女的的考试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实际教育资源的更均等化。异地高考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地方既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教育资源最为集中之地，作为城市来说，不能只享受人口红利，而不承担诸如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等义务。放开异地高考，本质而言要走出赢者通吃的既得利益思维，打破地方对教育资源的垄断，逐步实际社会开放和教育平等。

京沪考生的利益凭什么就不能影响？从表面看，放开异地高考，最可行最高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让随迁子女一同参加高考，在招生市场上平等竞争。这必须会稀释当地的高考资源，对本地户籍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但是一方面，京沪考生目前在高考时所拥有的巨大优势，难道就是公平的？另一方面，那些随迁子女每年像“候鸟”一样来回奔波参加高考，难道就是公平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随迁子女的高考权益被本不该存在的的户籍壁垒影响了这么多年，京沪考生的权益怎么就不能影响？权益有大有小，公平本身也是相对而言的，牺牲小的利益换取更大的利益，很多时候就是社会公平的必经之路。

杜玉波说，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异地高考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阻力太大，而这些阻力是任何时候都客观存在的，也是任何改革都无法绕开的。如果总是瞻前顾后，力求尽善尽美，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空想主义，这不仅会延宕异地高考的改革时机，也会让公众怀疑其改革的诚意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