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名市民溺水，当地的公益搜救队欲施救遭到巡防队员阻止。巡防队员要求打捞队出示“打捞许可证”，最终溺水者死亡。经调查，郑州市并不存在“打捞许可证”。巡防队称不能确定搜救队的专业能力，本着对其负责的态度予以禁止，同时否认曾要求其出示打捞证。（8月8日中国新闻网）
    搜救队员将死者遗体打捞上来只花了6分钟，而在此之前，从市民溺水到搜救队员下水，光是巡防队员与领导沟通就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人的死法有很多种，这名不幸溺水的市民是被“谈”死的。“清谈误国”已是久远的历史，然而“清谈害人”却是近在咫尺的现实。
    这是一个悲凉之中带着几许荒唐的场景：一边是一个濒临绝境者的垂死挣扎，岸上家属心急如焚的哀号，以及公益搜救队员的恳求，另一边则是巡防队员心硬如铁的阻止。于是生命转瞬即逝。一个小人物的溺亡，除了会通过新闻报道在短时间内保持热度之外，自然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但就个体而言，某些人的表现确实已经把反道德反人性做到了极致。
    这个事件经报道后，公众议论如潮，争议的焦点在于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打捞许可证”。搜救队员牛振西称，当时巡防队员要求打捞队必须出示“打捞许可证”才能下水救人，此说得到其他队员、在场围观群众和死者家属等多方证实，常理而言，应该不会错了。然而巡防队坚决否认说过此话。其实我很难理解巡防队为什么要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这样可能置自己于更为不堪的境地，连一个像样的借口都不愿编，当时在场的巡防队员究竟要有一颗怎样麻木而冷酷的心，才能做出阻止公益搜救队，眼睁睁地看着溺水者淹死的举动？
    有没有要求打捞队出示“打捞许可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制造悲剧的不是这个子虚乌有的“打捞许可证”，而是一道叫做“制度”的无形枷锁，压制了人的善念和本能。搜救队员牛振西回忆说，当他们准备下水救人时，巡防队员问他们，经过谁允许了在这救人？经过谁批准了？这样的句式，我们是多么的熟悉啊，它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尽管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更没有谁被赋予过批准救人的权力，然而“凡事必须经过领导批准”则已然成为体制内强大到有些变态的最大的制度。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巡防队员应该有感情的，之所以问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良心泯灭，更可能的一种原因是他们已经在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有形无形的制度下压抑太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没有独立人格的职业本能。哪管你人命关天，上来就是一句例行公事的“经过谁批准了？”
    对于制度的过度迷信和盲从，造就了心灵的一片苍凉和荒芜。那些恐怕连编制都没有的巡防队员是可恨的，也是可悲的。作为直接责任人，他们现在被置于舆论的风尖浪口，并且可以预想，此后他们也必将接受严厉的处罚。然而他们有跳出体制话语、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吗？他们能够挣脱乃至反抗那道体制的枷锁吗？不能，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按规则行事，小心谨慎地生活在某种既定的秩序中，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在权力被仰视的语境下，制度化生存的我们身上都有这么一道无形枷锁，只是因为已经习惯，所以视而不见。搜救队员心急火燎地赶来救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交涉，却无人下水救人，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巡防队员的阻止，而是“未经领导批准”所带来的某种不安全感。现实中，“领导的话永远正确”被视为办公室生存的金科玉律，事实证明，这样做风险最小收益最大。我们时常抱怨乃至诅咒这制度的僵硬和陈腐，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免随波逐流，时刻等待“制度”的肯定。对于这件事，与其谴责那几个被体制异化的牺牲品，不如对我们自身做一个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