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上周五，东莞首宗醉驾案开审，开着无牌无证摩托车的席某亮喝了1瓶啤酒上路后不久被查出醉驾。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席某亮的行为属于醉驾入刑板上钉钉，但最近因最高法副院长张军一席话，给席某亮是否被判拘役并处罚金增加了悬念。
    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此规定被普遍解读为“醉驾即犯罪”。然而5月10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重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称，各法院应慎重稳妥具体追究醉驾者责任，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只要达到醉驾标准，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国家最高法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是，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众说纷纭的当口，东莞首宗醉驾案的开审，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意义。
    在法理层面，“醉驾”该不该一刀切地入刑，仍然存有争议，但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尘埃落定。最高法有权解释法条的具体适用问题，其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即属于是一种司法解释，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醉驾该不该入刑，视具体情况而定，情节显著轻微，则不认定为犯罪。
    或许有不少人会对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有不满情绪，从舆论反馈来看，支持一刀切的占了大多数。但客观而言，这个解释并无不当之处，一者，正如有法律专家所言，这是对法院量刑的善意提醒，毕竟刑法中分则的适用都必须受总则的制约，二者，也有利于迅速形成共识，给予司法审判实践以明确的指导方向，更好地实现法律止纠定纷的功能。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探讨最高法最新要求的合理性，而在于各地法院在审理醉驾案时如何精准地把握法律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对法院审判智慧乃至职业操守的考验。前者而言，《刑法》总则第13条所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原则性较强，而现实中发生的醉驾案则情况各异，如何界定“情节显著轻微”，殊为不易。我个人认为，醉驾属于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其情节轻重应该着眼于醉驾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是否造成后果。这方面，东莞首宗醉驾案是个值得剖析的案例。席某亮无证驾驶套牌车、在车流量较大地段醉酒驾驶，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视为犯罪。这个“难题”的出现，可能会增加司法成本，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促进法官独立审判的能力以及审判技巧。
    而就法官的职业操守来说，众所周知，公众之所以反对给“醉驾”开口子，并非不知道“醉驾一律入刑”存在法律瑕疵，而是出于对司法现状的一种担忧以及公平焦虑。在这样一个重人情和讲关系的社会里，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很容易被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权贵阶层钻空子，从而消解了法律的严肃性。显然，这不仅关系到法官个人的自律，也有赖于整个监督体系的完善。值得庆幸的是，“高晓松”案开了一个好头，给公众增添了不少信心。
    “醉驾入刑”如何适用的问题一波三折，期间充满了民意与立法、司法机关的互动和相互博弈，这个生动的教材，我以为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是法律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