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实报道零容忍”是一种权力自恋

国家发改委6月7日在官方网站表示，“对于不实报道，今后我们要零容忍，第一时间给予澄清”。从上周五至昨日，国家发改委四天三次辟谣，加强了对舆论的监测力度。（中国新闻网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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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实报道，今后我们要零容忍”，话是没错的。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媒体报道不仅会影响公众的生产生活，很多时候甚至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因而不实报道理应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仅发改委，其实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包括普遍民众和媒体同行都应该对“不实报道”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

不过，在“零容忍”之前，发改委似乎要弄清一个前提：“不实报道”该由谁说了算？以“武汉市场奶粉全线涨价10%”这个被发改委认定为“不实”的报道为例，这个结论是某媒体记者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而发改委否认的依据，则是湖北省物价局对报道进行的调查核实。我们知道，如果市场上的奶粉出现非理性涨价的现象，物价部门是有失职之嫌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地位相对超然，而物价部门则不排除有“护短”的内在冲动。相比之下，谁更有说服力，其实不难判断。

在鱼目混杂的舆论环境下，当然不排除有媒体因为经营压力，而故意炮制假新闻，以达到轰动效应。但应该看到，媒体的生命在于公信力，真正负责任的媒体如果随意出台不实报道，尤其是像“奶粉涨没涨价”这样的事实性非常清楚的不实报道，被戳穿的风险是很大的，无异于自毁前程。也正因为如此，媒体从来就不缺乏监督者，譬如报道中的当事人，读者，上级部门和同行，足以对媒体形成有效的监督。

需要厘清的是，媒体与政府部门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非相反。根本上说，政府部门并非判断媒体不实报道的主体，面对所谓的“不实报道”，政府部门更应该是一个谦逊的答辩者，而非居高临下的判官，否则即进入了一个无人监督的困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都非常乐意充当媒体的监督者和道德法官，常常是不假思索地就认定媒体在“不实报道”。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权力自恋，认为手握权力就是代表权威，我认为是不实报道就一定是不实报道。问题是，如果政府部门总是对的，还要舆论监督干嘛呢？

与其愤怒地“零容忍”，发改委不如冷静地反思一下“不实报道”产生的根源。报道称，“从上周五至昨日，国家发改委四天三次辟谣”，发改委如此狼狈地疲于辟谣，其实不是因为此前没有“零容忍”的缘故。以“地方物价部门对水价成本公开试点持反对意见”这个“不实报道”为例，发改委迅速澄清为“不属实”，但问题是，如果大家“认识完全一致”，为什么水价成本就是无法公开呢？如果发改委的澄清总是与公众的切实感受和常识相违背，总是表现出强烈的自利倾向，那么只能接受“越澄越不清”的结果。说到底，自身公信力的下降，才是“不实报道”频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