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入法，伦理道德的法律重建

今后，如果您不“常回家看看”，很可能会触犯法规，要受法律制裁。 6月2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一号公告，就《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草案)》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新华网6月3日）

“精神赡养”纳入地方法规，在辽宁省是首次。对于这一创造性的立法内容，相信很多人会有质疑甚至担扰。“常回家看看”无疑属于道德范畴，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首当其冲的便是可操作性的问题。何为经常？谁来约束？对违法者又该如何追究？

这些问题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够成实质性的障碍。对于“精神赡养”纳入地方法规，我不仅赞成，而且赞赏。人们常识的一句话是“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意思是说，道德和法律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规范，不能混作一团。但这并不表明，两者是完全割裂，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不要说法律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就从来与道德相互影响，就是在现实中，法律也从不缺少道德的影子。所以还有一句话叫“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充分说明了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延续性和相关性。

因此，道德入法，并没有法理上的困境，而纯粹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具体到“精神赡养”，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个问题是已经严重和迫切到，仅靠道德规劝不足以约束，而必须上升为法律层面？从立法成本的角度看，入法是不是比不入法的社会效益更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精神赡养”入法就是无可指摘的。

从现实情况看，“精神赡养”入法显然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近年来，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一再以悲剧的形式的出现在公众面前，“老人孤死家中多日无人知”，“花钱请子女回家”之类的事情不时冲击人们的情感底线。但一方面是公众的同情和叹息，媒体的呼吁，另一方面却是这一现象并无改观的迹象，甚至愈演愈烈。可见，在道德极其乏力的前提下，法律必须承担起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照，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一点在家庭和社会性立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对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而言，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相对比较模糊，因而要更多考虑人情、伦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性骚扰，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性骚扰是道德问题而无计可施，但现在尽管还有争议，人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应当对此进行立法规范。法律不是一层不变，它必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道德问题一旦入法，就表明它是个法律问题，相关法律规定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至于许多人担心的操作性问题，我想应该这样看：“精神赡养”入法，本身就表明了社会演进过程中，法律所持的一种普世态度，它最大的意义不在约束和制裁，而在伦理道德的重建。如果这几十个字的规定，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让人重视的地步，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为人子女者的行为，那么它的立法效果就已经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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