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放手，有一种援助叫离开

5月27日，一名记者满怀着帮助灾区人民的愿望，来到汶川特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黑水县，展开对其受灾、救灾情况的采访。可在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见面”仅3天的黑水。因为他很快就发现，“我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我而忙碌。”（《南国早报》6月2日）

这名记者的自责，源于他的切身体会，而这样的体会，其实许多媒体记者都能感受到。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己，尤其是对灾区群众的处境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职责与良知的碰撞下，他最终选择了放弃。是的，他会因此而少抢几条重要新闻，但这种充满自省精神的反思，恰恰又是对职业操守的最好维护。

有一种爱叫放手，有一种援助叫离开。正如这名记者所言，灾区人民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家园，他们确实很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但他们被震碎的心灵再也经不起任何形式的打扰。在这次大地震中，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报道抗震救灾的过程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但这并不表明没有丝毫的瑕疵可寻。在抢救生命，运送伤员最紧要的关头，在交通情况极其恶劣，灾区物资供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量媒体记者的蜂拥而来所带来的无序和混乱，确确实实给救援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和困忧。

譬如有记者伪装伤员，试图混进只运送重伤口的直升机，有记者为抢新闻强求救援者配合，为了节目需要，许多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受灾群众不得不反复回答记者们的提问，“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请谈谈你的逃生经历”等等。这本不该出现的一幕幕，一次又一次将灾难的后果放大，将悲伤的情绪蔓延。

但是没有多少人会自责，也没有多少人会在心中做一个比较：这样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灾区需要他们，自信满满地觉得他们是在履行神圣而光荣的职责。这种单向度并且带有一定自利倾向的职业态度，或许正是他们成为一个好记者的障碍或者“陷阱”：只有先对外界保持真实触感，对他人有着悲悯情伤的人，才能做好一名记者，只有首先敬畏生命和苦难，才能敬畏职责。

所以要感谢这位叫“刘飞锋”的记者，他充满自省精神的反思和自责，让我们懂得放弃了可贵，让我们懂得支持和援助还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而这样的反思，决不仅限于记者。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譬如校舍的安全问题，抗震知识的缺乏，志愿者组织的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充满自省精神的反思和自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灾难，才能将灾难转化为进步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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