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的成本不应由弱者承担
 
温州鹿城区最近推出了针对所谓“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而划分是否为“高危人群”的标准则是有无前科。不少外地居住者对此举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给人改正自新机会，有失公允；当地则表示是不得已为之。（据《南都周刊》）

然而他们的美好愿望和对这个城市所付诸的热情，没有得到城市应有的善意回应。外来人口因“有前科”而一律遭驱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相当阴冷的政策。对他们而言，温州这个“熟悉的陌生城市”似乎是不相信眼泪的。他们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为自己申辩一句的资格，因为这一政策是以“管理城市”的名义做出的，背后有强大的公权力的支持。而他们只是一个个弱者。

       这一政策，源于目前正实行的针对“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客观地说，城市管理者对来人口尤其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加强管理，并辅之以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维护城市治安确有必要，也是一个城市管理者的应有之责。但是很显然，我们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城市管理的底线在哪里？是不择手段地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谋求所谓的“行政效率”，还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审慎地在法律框架内恪守程序和实质双重正义，还是不管不顾地将行政强权“进行到底”？城市管理的成本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还是无情地推给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

       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以“有前科”为名对那些外来人口进行强制性的驱逐，严重违背了“不得有罪推定”的法律原则。一个人曾经犯了罪，并且已经为其过错承担了法律责任，那么他现在就和你我一样是合法公民，受到法律的保护。他有权居住在自己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谁也无权干涉，遑论驱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的举动，不仅仅是那些外来人员的一种权利戕害，更是对法律的一种集体漠视甚至践踏。事实上，有关部门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在温州公安系统的相关文件中，“驱赶”二字后面专门有文字标注：“通过房东、业主劝离驱赶，驱赶要注意工作艺术。”——一项公共政策竟然会以如此诡异的方式来实施，恐怕没有比这更加“工作艺术”的了。稍有良知的人也应该清楚，这一举动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关怀。这些在温州的外来人员一旦被驱逐，他们的事业、经济乃至整个家庭将会遭遇多么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只有当关怀弱势者成为独立的、主流的价值诉求，所有理想的政策构想才能变成现实。同样道理，城市的管理者们应该清楚，解决城市治安等社会问题，不应把准星对着城市的最弱势者，而应从自身寻求更佳的途径。况且，强硬地将外来人员“驱逐出境”，除了会将他们推入苦痛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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