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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有处罚自己冷漠的勇气?

(2007-02-07 19:16:41)
我们是否有处罚自己冷漠的勇气?
 
程丽,贵州山区的一个农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家庭贫困,丈夫遗弃,她不得不留下年迈的老母亲和两岁的小女儿,带着四岁的大女儿到上海打工。然而工作不好找,生存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下,程丽在公交车上行窃,被当场捉住。(《中国青年报》2月7日)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真实故事。看看这个不幸的母亲所处的是怎样的困境:在重男轻女之风依然严重的农村,她因为生不出男孩,长期遭受与丈夫的毒打直至抛弃,却得不到最起码的帮助和救济,于是她来到城市,但偌大的城市似乎也容不下她们母女俩,即便她所想象的“幸福生活”只是每月能挣七八百元——这是个在许多人看来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低微收入……
 
与其不幸的遭遇相比,她的扒窃行为显得如此得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力去责备她为何法律意识这般淡漠,为何这么经不起诱惑。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我们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的悲剧,是冷漠的现实催生了这样的悲剧,而她的失足,不过是一种必然。
 
应该认识到,程丽的悲剧后面,站着的是一个日见庞大的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城乡差距在拉大,类似于程丽这样的农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祖祖辈辈所赖以生息的土地已经不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城市也并不欢迎他们。工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都是挡在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而长期的经济落后尤其是教育贫困,又让他们毫无竞争力,大多数只能以出卖廉价劳动力养活自己。于是,他们只能居无定所地流走于城乡之间,只能沦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边缘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处在一个政策阳光普照不到的真空地带,无法享受任何一种国家福利待遇,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生存境况,除了他们自己,恐怕没有人会关注。
 
虽然程丽最终还是幸运的,她遇到了善良的检察官,热情的幼儿园园长,以及通过媒体知道情况后要求援助的好心市民……然而这种自发的爱心,有限的个体力量,又能帮程丽走多远?更多的“程丽”又到哪里去寻找同情和帮助?
 
让我们听听这样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感人故事: 一九三五年冬的一天,纽约市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偷窃面包而被告上了法庭,因为她需要面包喂养三个快要饿死的孙子。当时的市长拉瓜地亚站了出来,帮助老太太支付了十美元的罚金,并要求在场的人每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理由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版的“老祖母偷面包”的故事上演的时候,我们可曾感到羞愧,我们能否容忍生活在一个要母亲行窃帮孩子交学费的城市?我们是否有处罚自己冷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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