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化是刚性法律的有益弥补

 

19日，山东齐河县中学教师潘爱英路遇抢劫，手机和4900元钱被一青年男子抢走。潘爱英用同事的手机连续向自己被抢的手机上发了21条短信，苦口婆心地教育抢劫自己的男青年，终使男青年迷途知返，20日清晨，男青年不仅将潘爱英的被抢财物悉数送还，还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致歉信。（《现代快报》1月23日）

 

路遇抢劫怎么办？报警，这是通常情况下的本能反应。然而潘老师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教育抢劫者迷途知返——不错，我们可以对潘老师没有报警这一事实提出质疑，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这起事件中的闪光之处：道德感化虽然不是打击和消灭犯罪的最佳选择，但作为法律的有益弥补，却是一股倡导正义之风，进而降低犯罪率的潜在力量。

 

抢劫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诉诸法律，以公力救济的形式来解决固然是首选，但此时，道德感化等私力救济是不是毫无作为呢？笔者以为并非如此。道德与法律属于两个范畴的概念，相互不能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相互抵触，非此即彼的。事实上，法律从来就不缺少道德的影子，甚至从精神本旨上说，法律与道德很多时候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法学家所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潘老师在她的能力范围内，给抢劫者发短信，意在挽回损失，劝其悔过，并不违背法律精神，值得赞赏。

 

当然，法律是刚性的，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付出相应的代价。强调“道德感化”，并不意味着对犯罪行为的宽容和放纵。因此，如果潘老师能够同时报警，效果会更好。

 

诚然，这只是一起概率极低的偶然事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以此夸大道德感化的作用。但谁又能说，偶然中没有必然呢？我欣赏一位网友的留言：一个天生当教师的人，一个天生当不了匪徒的人——事实上，有多少人仅仅是一念之差走上了犯罪道路？有多少人正是因为缺少一句最起码的劝告，人生从此被改写？又有多少人给他一个机会，就可以及时改过自新？就此事来说，这名青年虽然罪责不可免，但这样的经历也许会让他终生受益。

 

说到“道德感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向菲现象”。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她曾成功劝说数名犯罪疑人投案自首，唤起了人们对道德感化的重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向菲，潘老师这些人的行为，折射出目前我们的法律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司法工作者应当反思：为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能让一个杀人犯投案自首，而一个电台主持人的一番话，就能让他勇敢地做出抉择？为什么无情的法律不能震慑，而一个老师的21条短信就能让人迷途知返？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7-01-23/0307121084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