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来人口设门槛是“制度趋逐”

 

有关数据显示，入穗外来人员在给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本地的治安、就业、教育等各方面带来一定的压力。有市民建议，广州应学习深圳、上海，在包容的同时也要有准入底线，才能增加城市的安全感。近日，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在对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信息时报》12月18日）

当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时候，城市从不会因为他们是低素质者而拒绝接受馈赠，而当他们给城市的治安、就业及教育等方面带来压力的时候，城市便想到了设置准入门槛——排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谈，单是城市的这份傲慢与偏见便让人心寒不已。

尽管在政府部门的信息反馈中，极其谨慎地用上了“个别”、“减少”等富有弹性的字眼，甚至还不忘对外来人员所做出的贡献赞上一笔，尽管这一设想最初是来自个别人的提议，但我们还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了强大的“制度”的身影。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倘若这一设想最终得以成行的话，那将无异于一场“制度趋逐”，也即强权者利用手中的制度优势，理直气壮但却冷酷无情地将弱势者拒之门外。

为外来人员设置准入门槛的现实理由是“带来了治安，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压力”，而其中又以治安问题最为突出，据说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为外来人员。因此，在“老广”乃至决策层看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进穗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事实上，这种完全以既得利益者的主观愿望为主导的思维模式是非常狭隘的。低素质外来人员也许是诸多问题的制造者，但他们并不是后果的必然承担者。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在广州，有许多行业缺人，但本地人却不愿就业，而由外来人口包揽。为何如此？道理很简单，城市看中了外来人员的廉价劳动力。显然，如果我们不否认，千千万万的外来人员用勤劳和汗水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外来人员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相对剥夺”的状态，而城市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所以，当城市治安，就业等问题因他们相伴而生的时候，城市没有理由一推了之，而应该主动为买单。譬如，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手段和水平等，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只有当关怀弱势者成为独立的、主流的价值诉求，那些扶危济困的政策构想才能变成现实。同样道理，城市的管理者们应该清楚，解决城市治安，就业等问题，不应把准星对着城市的最弱势者，而应从自身寻求更佳的途径。换言之，生硬地将低素质的外来人员“趋逐出境”，非但不利于城市的发展，而只会将他们推入苦难的边缘。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6-12-18/0042118146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