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争论永无休止，他们各自想确立的权威标准也似乎无济于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不过，总的说来，随着调查统计的日益细密，经济学家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像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远不够精确。而经济学家们关于国民收入效用的研究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城市生活公布的各类调查数据、消费指数、居民关心的问题及其满意度等等直接构成了现代人的"幸福感"。既然我们时代的特点在于将生命档案化、量化，那么，人们的幸福感也被量化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里，个人的特立独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要的在于，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可以预测、可以支配、可以影响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汇率的一个小数点的变动、油价、房价、股价的波动，都可以让千万人成为一部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悲哀的、喜剧的、滑稽的，都可以看见、想见。

　　换一个角度，这个现代转型社会中的"无形之手"就如同庄子笔下的耍猴人，他的朝三暮四可以让猴子们忽而恼怒忽而开心。我们时代的幸福多可作如此观。老三件、新三件、汽车时代、楼市时代、 IT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变化，以及一股就灵，一私就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市场、法治、新政、与国际惯例接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承诺，都曾让我们过了一段陶醉期间的光阴。

　　由于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的缺席，更关键在于，由于现代个人主体的缺席或不能确立，这种关于时代幸福指数的研究显得如此有问题意识，却如此偏离解决之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中，永远无能确定人文学科反思性的实然。如果我们不以偏见看待那些走向宗教信仰的佚名大众，他们正是在转型社会迟迟不得确立个人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先后皈依而获得了确定的身份，在跟上帝、佛祖、老师等迎面相撞的一瞬间而获得了永恒。信徒们的生命可以被量化，但其生命本质并不为量化所规定。

　　习惯于量化生命的头脑永远不明白，幸福感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它虽然需要借助于外物获得，但这种外物，并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财富、个人占有；对外界的"简单拥有感"如果也称为幸福感 ，那么，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种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甚至从个人占有形式而言，个人的投入也同样有着"不一样的幸福"。鲁迅有名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人文学家们承认，苦尽不一定甘来，但久苦可以成甘。对时代、对生活诚然可以痛恨、可以咒骂，但对由自己亲历一切，却会在反思的瞬间获得至福，甚至由自己作主为过去的苦难不幸祝福、赋予价值。这种现象太多了。中外案例可以表明，个人生活在某一个突然的时空，一旦停顿、转向、反观，就会越出通常的轨道（档案化生命的常轨），脱颖而出。

　　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们并不相信现实的合理性，现在不如过去纯粹，甚至对祖先、历史的崇敬导致人们想象古人生活得比今人更幸福，而当下社会多是世风日下的、道德衰败的。自孔孟老庄开始，中国人一直神往上古之世，一直想象羲皇上人等人过得多么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如果我们抛开其中的偏执成份，可以说，这种本质上自省式、反思性的文明观有合理的一面，甚至涉及到幸福、快乐的实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今人没有什么理由宣称自己属于新的人类，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比古人更幸运。如果经济学家们量化幸福的做法有道理，那么，对文明社会而言，农耕文明无疑是一个幸福感最为强烈的阶段。它在宗教观念的成住坏空的成住期。它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人们自我规定，虽然要纳皇粮，但更多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确，尽管史不绝书的战争、吃人令后人叹息，但我们想象一下先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生活得比我们更宁静、更有成就感，更有投入效用，而不是今天专家学者在研究幸福感时一致采用的收入效用。

　　投入效用远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我们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间，我们就有一种愉悦收获；我们投入，就有收获。这是一种实在而有待展开的生活世界。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投入效用的幸福感是一种与因果律若合符节的感受。